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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论20世纪学者对《周易》研究方法探索 　　摘 要：易学史上的“以史解易”法及疑古思潮在易学史上绵延不断，这种实证研易思想对后代治易方法影响很大。古史辨派、唯物史观的学者及六十年代参与两次“《周易》研究方法讨论”的学者大多都不固守以传解经的旧有研究方法，而是把《周易》经传还归各自的年代进行实证研究。朱伯?先生研究《周易》明确区分经传学，这种研易方法的意义必将在未来《周易》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彰显。 　　关键词：20世纪 《周易》 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3-0083-04 　　传统的易学研究中，象数、义理两派的研究路径方法很不同，二者相反相成、冲突激荡、此消彼长、互补融合，共同推动了易学的发展。这两种解易方法在易学史上绵延了两千多年，是母体也是牢笼，就如智慧须从巫术中破壳而出一样，两派学者都采用过的“以史解易”的方法，作为理性解易法的萌芽就这样被裹挟其中，与易学的发展一同前行。 　　上古时期，史官保管并精通《周易》，《左传》《国语》中史官就已经用易解说历史的变化了，同时《易?彖》传用文王被囚，箕子劝谏纣王之事说《明夷》。可见先秦时，易与史就存在着一种密切的互动关系，要么“以易说史”，要么“以史说易”。后来这种解易法被郑玄、干宝、胡瑗、程颐、李光、杨万里、王夫之、沈竹?[1]承继，直到章学诚“六经皆史”说一反传统，直接变为了“易即为史”。“以史解易”和象数解易的主观发挥、随意比附不同，在方法上已或多或少透露出一种科学理性色彩。 　　科学和质疑就如孪生姐妹，与此同时，易学史上的疑古思潮也从未间断：韩康伯最早对“天道人事偏于上下经”一说提出质疑，唐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卷首对三易的作者、画卦重卦之人、卦爻辞等做了辨析，对传统象数义理的路子算是一次冲击，接着欧阳修认为《系辞》非孔子作（后叶适亦执此说），再后来朱熹一反传统认为易为卜筮之书，到了清代崔述著《考信录》，否定了“人更三圣”说。这些质疑的声音都和传统的研易方法有区别，尤其是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从文献考证和辨伪的角度，系统地揭露了宋代的图书学和邵雍的先天易学同道教易学的联系，指出宋易中的象数之学并非《周易》经传的本来面目，并批评朱熹的《本义》和《启蒙》中宣扬图书之学的错误，言辞激烈，批判的本质是就宋人研易的主观发挥特点而言的。这次的彻底清算，几乎是方法上一次集大成式的“抛砖引玉”。 　　终于，20世纪20年代，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科学思想的影响，加上前文所提到的“以史解易”和疑古思潮的旧有传统，中国学者第一次对治学方法有了根本的觉悟，并在这种大背景下开启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易学研究。他们自觉地终结了《周易》的神圣性，打破了“三圣”“三古”的历史观念和以传解经的经学模式，将其还原为素朴的史料，要么考证“故事”（顾颉刚），要么从“编纂”入手（李镜池），要么视卦爻辞为上古民俗史料，考究风俗制度（余永梁）[2]，全面诠释了《周易》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难能可贵的是，当时考古尚处于萌芽期，学者们就将甲骨金文、熹平石经引进了《周易》的研究，完全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的象数义理的易学研究之路。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的伟大创举，是学者第一次从根本上对易学研究方法所做的切实的推进工作。 　　20世纪30年代，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持唯物史观的学者对易学方法又有一次推进。郭老的易学研究主要集中在1927年的《〈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和1935年的《〈周易〉之制作时代》[3]这两篇论文中，虽然就易学问题本身而言引起了陈梦家、李镜池等学者的质疑，但他是第一位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研究《周易》的学者[4]。他受到了古史辨派的影响，完全突破了象数义理的老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经传分治、去其卜筮成分而取其哲理内核等先进方法作指导，进而深入到先民的生活基础（渔猎、畜牧、商旅、耕种、工艺）、社会结构（家庭关系、政治组织、行政事项、阶级等级）、精神生产（宗教、艺术、思想）内部，系统阐述了《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在古史辨派易学研究之外，为后人的易学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领域。金景芳先生就是这方面易学造诣最高的一位，吕绍刚、张立文先生也是。 　　1962年6月，方蠡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研究〈周易〉不能援传于经》的文章，迅速掀起了一场关于易学研究方法的讨论，李景春于同年9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研究〈周易〉哲学应当以传解经》，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冯友兰、李镜池、任继愈、阎常贵、曹维源、董志安等人也都相继参与进来，对李景春的观点进行批评。1963年东方明先生在《哲学研究》发表《哲学史工作中一种极为有害的方法》，针对李景春的《〈周易〉哲学及辩证法因素》一书，指出把马列主义挂在古人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