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关系人以外其他人挂名持股是否构成受贿共犯.docVIP

特定关系人以外其他人挂名持股是否构成受贿共犯 　　本文案例启示：在共同犯罪中，各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不论其分工及参与程度如何，其行为均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由于共同受贿犯罪行为是犯罪结果发生的共同原因，因此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挂名股东帮助受贿的行为就应当适用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以受贿罪共犯论处。 　　[基本案情]2007年初，某石料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找到主管工业、安全生产的某市副市长段某帮忙承包工程项目，段某多次与有关单位沟通，要求关照该公司并最终使该公司获得项目承包。2008年初，陈某为感谢段某，打算将该公司16%（价值16万元）的股份赠送给段某。由于段某是国家公务员，不便以自己或家人姓名挂名出任股东，陈某即找到段某的姐夫李某，经段某、李某同意后，由陈某出资、并经股东会议决议后由李某在该公司挂名出任股东，但李某不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且所得红利实际上归段某所有。李某在明知陈某是送干股情况下，仍同意以自己的姓名帮助段某持股并在股权变更登记上签名，完成转让法律手续，并三次参加股东会议以及2011年初的分红会议。随后，陈某根据李某持名股份比例，直接将8万元的分红送给段某，而李某从中未得好处费。 　　本案中，李某未与段某合谋，只是明知他人送给段某干股，挂名股东帮助段某收受贿赂，但实际红利为段某所有，李某未从中得到好处。对此，李某是否与段某一起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在实务中存在分歧。 　　一、对李某帮助段某受贿的定性分析 　　（一）李某属于帮助犯 　　帮助犯是指共同犯罪中向实行犯提供帮助，使其便于实施犯罪，或者促使其完成犯罪的人。帮助实行犯罪，要求明知自己是在帮助他人实行犯罪或者创造便利条件，使他人易于实行犯罪或易于完成犯罪行为，并希望或者放任实行行为造成一定的危害结果。[1]因此，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对他人即将受贿的事实不知情，而是无意中实施了帮助的行为，则不能认定有帮助的故意，不能认定是帮助犯。 　　在本案中，李某应陈某、段某之要求，出面挂名担任某石料公司股东，帮助段某接受陈某赠送的16万元干股。在这一行为中，李某主观上知道其行为的意义以及将产生的危害结果，但其毫无拒绝之意并在股权变更登记上签名，还参加股东分红会，使段某能够顺利收受他人股份进而获得分红。李某虽然参加了实施犯罪行为，但在整个犯罪活动中起次要作用，属于帮助犯。 　　（二）李某属于承继的共犯 　　一个行为可以分为几个环节，对一个行为的帮助可以是至始至终对所有犯罪环节的帮助，也可以是对行为中某一个或者几个环节的帮助。成立承继的共犯要求行为人意识到他人已经实施了部分犯罪行为，行为人明知这一犯罪事实而参与进来，单独或伙同他人一起实施犯罪的行为。[2] 　　受贿行为分为两个环节：“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和“收受（或索取）他人财物”。李某答应并实施帮助段某挂名持有公司股份时，李某应该知道，段某已经利用了职务之便为陈某谋取利益。在李某答应出任挂名股东之前，陈某已经将送16万元股份的想法告知段某，段某也同意，但陈某与段某双方只是在口头上形成初步的“合意”，受贿行为并没有既遂，李某在这一阶段参与进来为段某受贿行为的既遂提供了帮助，属于承继的共犯。 　　（三）李某的行为与受贿结果的发生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在共同犯罪中，各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不论其分工及参与程度如何，其行为均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整个犯罪的链条中，这些行为都和犯罪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共同受贿犯罪行为是犯罪结果发生的共同原因，也是共同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3]本案中，李某挂名出任该公司的股东并接受了股份的受让，使段某顺利实现收受贿赂，因此，李某的行为与受贿结果的发生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四）对李某未获利行为的评价 　　“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包括威胁），而不是行为人取得利益；同样，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而不是禁止人们获得利益。[4]对一行为予以定罪量刑，归根结底是基于行为对法益的侵害程度，因此，不能因为行为人未从其行为中获利而对其免于刑事处罚。 　　李某没有从中得到财物或者好处，但其对段某“收受他人财物”提供了帮助，其行为已经侵害了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与纯洁性，具备了受贿罪的本质特征。 　　（五）对李某应当以受贿罪共犯定罪处罚 　　如果行为人不明知行贿人所提供的财物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具有关联，则行为人不成立受贿罪的共犯；反之则成立受贿罪的共犯。[5]李某在供述中提到，陈某与其谈起陈某准备在某石料公司做采矿生意，想送该公司一些股份给主管工业、安全生产的副市长段某时，李某必然知道陈某所提供的财物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具有关联，当然成立受贿罪的共犯。 　　当一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的时候，即成立想象竞合犯，应当从一重罪处罚。李某实施了挂名股东的行为，既可以说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