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中量刑观念转变及适用.docVIP

刑事司法中量刑观念转变及适用 　　被告人赵某故意杀人一案已经开庭审理，相对于对本案犯罪事实及性质认定的关注，量刑问题所受到的重视程度显然要低得多，虽然相对于把量刑当成附带解决问题的时代有了很大的进步，[1]但仍与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不相符合。笔者认为，本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对刑事犯罪的量刑观念的转变及量刑程序上的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一、刑事犯罪量刑观念的转变 　　自贝卡里亚以来，刑事诉讼理论一直将对定罪裁量权的控制视为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无论是无罪推定、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程序正义等诉讼理念，还是审判模式、证据规则等理论，几乎都是围绕定罪问题而展开，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也将法院定罪权的滥用问题视为最主要的假想敌，刑事诉讼法的两次修改也主要是通过审判模式、证据制度的完善强调对法院定罪裁量权的控制与监督。由此形成了重定罪、轻量刑的观念，然而，社会公众对司法的期待不仅仅是定罪准确，更重要的是量刑适当，近期引起巨大争议的一些案件恰恰是因为社会公众认为量刑出现了明显失当。而本案的办理体现了司法机关为追求量刑公正的努力、体现了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成果、体现了量刑观念的转变。 　　首先，体现了关注行为人的观念。在刑事诉讼中，定罪和量刑的关注点是不同的，定罪是法官是对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进行评价；量刑则是法官对实施犯罪的行为人进行评价。截然不同的评价需要相对独立的程序，量刑的独立价值也是刑罚个别化的必然要求，反映在刑罚上即刑事诉讼对刑罚精细化、个别化与科学化的追求，针对被告人制定个性化的刑罚策略，最大限度地实现刑罚的功能。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指出：“应被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他进一步提出，刑罚的轻重不能仅仅根据犯罪的客观危害事实，而应该以犯罪人的人格、恶性及反社会的强弱为标准对犯罪人进行分类，并据此实行刑罚个别化。[2] 　　笔者认为，本案在办理中体现了从关注行为到关注行为与行为人并重的理念转变，无论是检察机关还是人民法院都切实认识到了量刑的重要意义，努力避免量刑被边缘化、虚置化的尴尬境地；将量刑定位为以犯罪事实的基础，对犯罪人人格进行多角度评价，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全面评估的司法行为。在办案中，检察机关对案件发生的起因、被告人的生活环境、前科信息、犯罪后的表现等对评价犯罪人人身危险性有重要意义的要素进行了全面地收集，并在庭审中出示，并将其作为法庭量刑辩论的基础。 　　其次，体现了提出具体请求的自觉性。在我国的刑事司法体制的设计中，因为并不承认诉权的存在，刑事起诉书都是以“被告人应当以某罪追究刑事责任，请依法判决”的字样提出概括性的追诉请求。有学者提出，司法的被动性和中立性要求，量刑权作为法官裁判权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由法官自行启动，而长期以来的概括性请求追诉方式，实际上是由法官自由启动量刑权，与司法的基本要求是相悖的。[3]并进而提出，在起诉时从提出概括性请求转变为具体请求；认为在起诉时提出的具体量刑请求是法官据以行使量刑裁判权的前提和基础，有助于将其量刑权纳入到诉权制约的范畴之中，当事人获知检察官所提出的具体请求，属于诉讼知情权的一部分。[4] 　　笔者认为，本案公诉人在公诉意见中提出了对被告人处罚的概括性意见，并做出了说明，体现了检察机关对试行的量刑建议制度[5]的自觉探索，虽然这一设计仍然缺乏基本法的支撑。前述建议与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是不相符合的，检察机关的起诉书具有启动刑事审判程序、限定审判范围的法律效力，也体现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宪法地位，因此，当前试行的量刑建议制度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具体请求的提出应以量刑建议书或公诉意见等方式单独提出。量刑建议对于法院的量刑结论并不具有必然的约束力，而至多是法院制作量刑裁决的参考，通过行使量刑建议权，检察机关可以促使法院按照两造对抗的方式组织量刑裁决程序，使得量刑过程保持公开性、抗辩性和透明性，从而制约或者规范法院的刑罚裁量权。 　　二、当前刑事司法框架下量刑的合理化选择 　　刑事司法不能止于理论探讨，它必须面对现实中的犯罪问题，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完成法律所赋予的任务，从根本上说还是需要准确的刑罚适用去实现，在当前刑事司法的框架下，通过量刑建议的恰当运用、量刑情节的准确评价、量刑程序的合理化改进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我国量刑程序的科学化。 　　（一）量刑建议的提出与适用 　　2010年10月开始在全国试行的《量刑程序意见》没有采纳一体化的建议，但赋予检察机关同时提出起诉书和量刑建议书的权力，同时也赋予了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时机、方式的选择权。但是，我国与实行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的大陆法国家类似，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法院完全依据职权调查起诉事实和量刑事实，其对量刑问题的裁决并不以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为前提。起诉书具有启动审判程序、界定审判对象和范围之效力，而量刑建议书显然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