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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竞争新优势促进我国产业价值链升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根据商品的价值创造流程，全球价值链可以分解为众多的价值创造环节，不同国家和区域凭借各自的比较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 在不同的价值环节从事相应的生产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资源能源等要素投入，迅速融入了全球价值链。我国融入全球价值链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国内企业主动承接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按要求生产加工再出口；二是跨国公司的“垂直型直接投资”，即通过独资、合资形式，跨国公司直接在国内建立工厂，专业化从事价值链某个环节的生产或服务活动。由于产业基础薄弱、核心技术和品牌缺失等原因，我国长期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低端产业不仅收益很低，而且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利用竞争新优势实现价值链升级就成为我国摆脱产业困局的一个必然选择。 　　一、利用人力资本新优势，促进价值链的高端化 　　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人力资本是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根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8.63年，届时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人力资本的流动和重新配置促使产业价值链逐渐优化和升级。资本、自然、管理等要素的质量和数量，以及它们在区域间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决定了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而投入要素的配置与使用效率归根到底是由人力资本的配置与使用决定。随着我国传统优势的不断弱化，人力资本推动价值链创新以及升级的作用将会越发凸显。 　　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环节来看，处在上游的研发设计和下游的品牌营销都表现出明显的人力资本密集型特点。因为主要的利润空间和发展前景都主要集中在价值链分工的两端环节，发达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往往占据这些环节，并竭尽所能阻碍这些产业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采用各种手段控制技术的转移和外溢。要实现价值链调整与升级，东道国本身必须具备较强的技术引进能力，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才能实现对先进技术和信息要素的吸收与开发。因此，必须充分培育和利用我国的人力资本优势，努力吸收发达国家外溢的知识和技术，实现价值增值环节由低端向中高端转移。 　　具体而言，要将国家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与产业发展政策紧密联系起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人力资源开发与产业发展和价值链分工结合起来，不断提升人力资源质量；提升高素质人力资源的收入水平，引导企业、社会和个人对人力资源质量开发进行有效投资。 　　二、发挥本土市场效应，实现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是微观机制作用下价值增值的宏观体现，其逻辑起点是企业技术能力，现实动力是产品市场需求。我国拥有国内市场空间大的优势。首先，近14亿的人口提供了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其次，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水平、消费习惯的差异也造成不同区域的消费能力存在很大差异，最终形成多元、多级的市场需求。最后，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都会产生强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我国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对产业升级具有三个方面的效应： 　　一是消费发现效应。我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同时也意味着消费需求的异质性和变化的多样性。相对于国际市场，国内市场在历史、文化、制度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国内企业更能适应本土市场。凭借这方面的优势，当地企业能更加快速地把握本土市场的变化趋势，甚至能引导消费者的消费预期。如果我国本土企业拥有能够满足消费者特定需求的技术创新，就能够在这种产品市场上形成基本的进入壁垒，从而获得额外的需求，并产生相应的垄断利润。而潜在的垄断利润就是企业发展技术能力的结果与产业升级中价值增值的体现。 　　二是规模经济效应。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有助于企业实现规模报酬递增。市场规模越大，本土市场通过对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就越有可能发挥对创新动力的引致功能，从而内生地培育国内市场分工与企业技术能力，为拓展具有更高边际利润的价值创造活动与产业升级提供持续的运营支持。 　　三是技术进步效应。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内部需求处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来说，本土市场的最终需求将直接影响跨国公司的利益分配和利润增长，进而影响跨国公司的决策，并诱导跨国公司将面向全球销售的产品进行改造以适应本土市场的异质性偏好。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异质性偏好需求，跨国公司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开展与本土企业的参与式合作，将面向西方市场的成熟的大规模生产技术与本土企业长期积累并难以模仿的国别性知识相结合。虽然这种参与式合作并不能直接推动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升级，但本土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跨国公司在这一过程中的技术溢出。在参与式合作中，跨国公司通常会针对本土市场，与当地企业进行适应性产品的设计和制造，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