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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垃圾处理中“公地悲剧”形成及求解 　　摘 要 文章以农村公共垃圾处理为具体案例，分析了“公地悲剧”的形成，并得出“一报还一报”策略是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较好选择。在封闭的农村社区中，传统宗族性在农民利益博弈过程中的重要影响、能力突出的利益代言人角色的特殊地位以及农村妇女在农村公共问题上的信息传播和舆论导向的关键作用，是垃圾处理“公地悲剧”的“互以为力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 公地悲剧 一报还一报 公共利益 理性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议案，并要求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目标推进新农村建设这一重大历史任务，2006年，新农村建设拉开序幕。“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的理论设计给新农村建设的角色定位非常清楚：各级政府给一定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主要作用在于外在引导力、号召力和约束力，其政策旨意更重要的在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自发自主建设自己的美丽家园。外力的“干预”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关键在于农民群体在建设过程中所达成的“集体行动”――农民在一些牵涉社区公共利益的问题上如何达成合作？整个建设过程与其说是政府和农民群体的理性互动，不如说是农民群体内部的利益博弈。 　　文章以云南保山东方村为研究样本，以农村垃圾处理为具体案例，分析农民在“村容整洁”努力过程中“公地悲剧”如何形成？如何求解？以及“一报还一报”策略在解决“公地悲剧”问题时是否有效？ 　　一、关于农民合作的研究述评 　　对于农民合作问题，主要从两个方面概述，一个是农民的理性假设，另一个是农民合作的可能性。 　　（一）对于农民理性假设的两种观点 。 　　韦伯认为，农民具有不求利益最大化而只求代价最小化的传统主义劳动特征；贝克（1953）提出，农民缺乏求利与积累的欲望，一旦生活达到某一水平时，就会出现“向后转”的供应曲线；斯科特（1976）通过对东南亚地区农民的研究，进而得出农民的行为规范遵从道德至上和风险规避的“道义经济”；费孝通（1998）认为中国语境下的农民在“差序格局”中只有分散的，而非独立的行为，社区伦理主要是“礼”、经验或传统；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视角分析了古典小农和宗法小农后，认为农民由于无法抗拒自然“弱质性”以及受剥削的“依附”地位使得他们变得麻木和愚昧，他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是需要改造的。 　　舒尔茨（1964）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认为农民并不愚昧，他们在现有约束条件下实现了资源最优配置，传统农业是“贫穷但有效的” ；波普金（1979）认为，小农是在权衡了长期或短期利益以及风险因素之后，为追求最大生产利益而做出合理选择的人，是“理性小农”；林毅夫（1988）也认为很多被视为非理性的小农行为恰恰是外部条件约束下的理性抉择。 　　（二）对于农民合作可能性的分析。 　　马克思从农民缺乏反抗专制的组织能力得出“农民是一袋马铃薯”的结论；梁漱溟认识到农民团体组织不足以及缺乏团体意识，从而断言中国农民很散漫；毛泽东关于发动和组织农民的号召本身就蕴涵着“农民原子化”的隐射，他主张必须通过外部力量（如合作化运动）把农民组织起来；曹锦清（2000）认为，农民原子化导致他们彼此不能合作起来以应对生产生活中的诸多事项。基于行政力量建立起的外生型农民合作组织――人民公社的失败也从一定程度上支持“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的悲观结果。从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来看，市场社会似乎注定要导致这样的结果：市场化改革使分散的农民因合作成本高昂而无法达成合作，中国农民合作意愿不强，合作能力较弱（贺雪峰，2004）。郝涛（2005）认为，市场化改革动摇了农民集体行动的现实基础，农民原子化趋势导致了农民的市场竞争力下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出现严重不足。 　　“农民”（peasant）在西方语境中就有“附庸、未开化者”的低贬之义，而在意识形态再造中虽然赋予农民群体历史改造者的角色和地位 ，但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质里，依循历史宿命里成为阶层金字塔的底层“沉默的大多数”和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边缘群体。作为国家和社会的“第三领域”的农村社会，自有其社会运行的逻辑和规律，用西方“他者”的理论体系或者用城市蜗居的案牍主义生硬的解释，而往往这些理论假设自有其特有的历史生态和制度环境以及特定的“农民”，在解释中国农村社会问题从一开始就犯“纯粹拿来主义”的范式错误和“从群众中来”的经验缺乏。文献综述中所充满的低贬、同情、质疑以及对农民不合作的集体失望，近乎是用“彼岸”之眼观“此岸”之景。而从农村经验、事实出发，用“我者”的立场来分析这个特殊的地域和特定的对象，得到的结论未必悲观。 　　二、“公地悲剧”的形成 　　所调研村落的基本布局是沿河群居，该河流是农民生活用水以及良田灌溉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