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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法司法化理论困境与模式设计 　　作者简介： 方一飞（1988-），男，河北邢台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经济法2013级硕士研究生。 　　一、宪法司法化的理论和实践 　　（一）宪法司法化的理论含义 　　“宪法是集中体现统治阶级建立民主制国家的意志和利益的国家根本法。”[1]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确保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非法侵害。由于宪法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在我国，使得宪法不能直接作为判决案件的法律依据。我国实行依法治国，但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的权威却并未确立，宪法无法有效实施，公民的基本权利无法切实维护，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上，宪法司法化应该进一步实施与深化。 　　“齐玉苓案”引起了学界和司法界对宪法司法化的探讨，但对其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些学者认为，“宪法的司法化是指司法机关在对个案的审理过程中，对有违宪嫌疑的法律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并作出判决，这实际就是所说的司法审查。司法审查的主要对象是抽象性的、普遍的规范性法律文件。”[2]然而有些学者认为，“宪法司法化就是指宪法可以像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3]实际上宪法司法化意味着宪法司法化适用性，这可以从宪法司法化的宪政理论得出，宪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害，如果宪法无法得到落实和司法适用，则宪法有名无实。 　　本文以为，宪法司法化是司法机关以判决或者违宪审查的形式解决纠纷，限制权力滥用和维护公民权利的包括宪法诉讼和违宪审查的一种司法机制。 　　（二）西方国家宪法司法化的实践 　　1、立法机关模式 　　以英国为代表的违宪审查模式，即由最高权力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称为立法机关模式。英国在政治体制中确立议会至上的观念，“议会至上原则其渊源可上溯至1688年光荣革命，体现了洛克立法权高于国家其他权力的学说，也是英国革命中议会与王权斗争的产物。”[4]英国著名的宪法学家戴雪等人认为，议会至上，统治一切；任何个人、机构均不得限制议会的立法权。 　　立法机关模式下的违宪审查有其特有优点和缺憾，优点是立法机关最了解立宪意图，其行使违宪审查名正言顺。缺憾是：“自己充当自己的法官”、实际审查不够、混淆立法机关权威和宪法权威的关系。 　　2、宪法委员会宪法监督模式 　　法国宪法委员会是1946年宪法的产物，宪法委员会设立以前，行政法院对行政规章的合宪性进行监督，普通法院不能审查国会制定的法律是否合宪，事实上，法国历史上没有特定的制度审查议会制定的法律是否与宪法相一致。二战后，鉴于宪法监督制度的漏洞，法国创设了宪法委员会，使法国的制度呈现立法、行政、司法和违宪审查四权分立的特色。此种模式可以在法律、法规正式生效前进行合宪性审查，避免了立法机关自我审查的先天不足，但是它只能进行事先抽象审查不易于公民权利救济。 　　二、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一）我国宪法司法化的理论困境 　　1、对“齐玉苓案”的理论分析 　　首先，享有“宪法第一案”的“齐玉苓案”通过最高院的《批复》，对我国宪法司法化有着重大意义。 　　此批复开创了我国法院保护公民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的先河，它创造了我国法院直接适用宪法的宪法司法化先例，司法实践没有充分理解宪法属性，在以往案件中并不把宪法作为裁判依据，但“齐玉苓案”却突破了我国法院在宪法司法化问题上的传统思维。此批复以民法方法保护公民宪法上享有的基本权利，使公民在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得到实体法的具体有效维护。 　　其次，“齐玉苓案”引发的我国宪法司法化的理论困境是不可忽视的，这些困境的突破才能提高我国宪法司法化的程度。 　　“齐玉苓案”道出了我国公民宪法诉讼案件的尴尬，“宪法司法化的道路注定不会一马平川。在我国，作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长期被排除在司法机关的大门之外。”[5]当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否可以通过宪法诉讼得到切实维护？宪法司法化能否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最终途径？除了公民宪法诉讼遇到的困境，“宪法第一案”也引起了关于违宪审查的思考。如何有效地以“齐玉苓案”为契机，直面我国宪法司法化遇到的理论困境，提出解决之策来推动我国宪法司法化进程，这才是“齐玉苓案”带给我们最大的财富。 　　2、公民宪法诉讼之困境 　　长期以来，宪法在我国法院并不能得到适用，司法界对宪法司法化讳莫如深，寻常百姓也没有适用宪法的意识，从而使得我国法院在裁判案件时不得直接援引宪法作为定案的法律依据成为一种司法惯例。这种不直接援引宪法的制度，实际上导致最高法成为一种“花瓶”，作为摆设只能看不能用。司法实践中，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倘若此种行为没有其他实体法的具体规定，那么司法机关就不能以宪法为依据来保护公民的权利，从而导致公民权利受到宪法保护的愿望落空，这无疑会损害宪法的权威，架空宪法最高法的地位，公民对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