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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论视角下宗教社会整合功能分析 　　摘 要：田汝康先生的《芒市边民的摆》是一项20世纪40年代的宗教人类学研究，该书采用功能论的视角，详尽描述并分析了“摆”作为一种涵盖和克服内部差序的宗教活动如何建构与控制社会秩序，并最终实现社会稳定与社会整合的过程。通过回顾这项研究，重现摆夷社会高度整合的机理所在，并在人文区位学的指导下，探求在21世纪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社会“平衡机制”的建构。 　　关键词：摆；社会整合；平衡机制；宗教人类学 　　《芒市边民的摆》是一本功能论宗教人类学著作，是中国宗教人类学发展初期最早的尝试之一。该书为中国最早的学术集团“魁阁”的产物，既体现了“魁阁”自由研究的科学精神，又饱含着一如明清文人结社般的救国情怀。故虽是近百年前的著作，它所含有的思想与资料深度仍为今人所可望而不可即。而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为此书作序时，更是热情洋溢地写到，“它把人类学中经历了几十年所获得的方法和概念，用具体的例子介绍给国人，他不但介绍了人类学中最近的成绩，而且也是第一个用这些方法和概念来实地研究我们自己国内的宗教活动的学者！” 　　该书主题的选取颇为创新，不但体现了田汝康先生对于超自然活动的深刻洞悉，更承载着田先生救国的伟大志向。本书写于20世纪40年代，正值大陆内地战火四起之际，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全国范围内的大批优秀学者聚集到西南联大，以笔代枪摸索拯救民族的道路。田汝康先生正是这批学者中的一员。此时的云南德宏地区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安宁，与此相对应的内地却是满目疮痍，阶层矛盾激化的社会，在双重现实的冲击下，田先生开始思考两个社会差异的根源所在，并致力于为内地社会探索出一种稳定社会秩序的平衡机制。《芒市边民的摆》一书正是这样一种探索。 　　一、《芒市边民的摆》与宗教人类学研究 　　进行一项宗教研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宗教研究的关注点何在？韦伯（Weber）认为，“宗教的本质甚至不是我们的关注所在，因为某一特殊的共同体行动（Gemeinschaftshandeln）类型与效应才是我们此一研究的旨趣。”（韦伯，2005：1）费孝通也认为“宗教的科学研究并不想推究有没有鬼神，它所发生的兴趣是人对于鬼神的信仰。”因此，在《芒市边民的摆》中我们甚至未能看到摆夷所信奉的究竟为何物，遑论其存在与否。更多的是“超自然界如何和自然界相交通”。 　　这种交通又暗含两个层面，一是信仰，二是仪式。“信仰是信念状态，主要由表象组成；礼仪是一定的行动方式。”（涂尔干，1992：35）礼仪的重要性更大，因为它是展示社会（集体）力量和唤起集体意识的场所。而本书在各种超自然崇拜仪式上着墨颇多。 　　在德宏傣族，这种信仰和仪式的背后是小乘佛教。该教于明初传入德宏傣族①，至明中叶已经“寺塔遍村落”②，使得小乘佛教在傣族中具有全民性质。摆夷最大的宗教节日即是“赶摆”，傣族话称“赶朵”，含有忏悔的意思。每到“赶摆”，人人舍功德，以此积德，将来在上天可以过好日子。（刘扬武，1983）这是因为在小乘佛教教义中，凡是僧伽阶层都需要遵守“四圣谛”和“八正道”。对于普通俗人，则要求坚持“八正道”的前几项修行，只有这样才有机会免去轮回之苦。（帕默，1995：22） 　　与此种教义相应的是，在那木寨的摆中，大摆（Great Pai）和合摆（Public Pai）都是俗众为求得天上的一个宝座，以免在死后受轮回之苦所采用的仪式。而干躲摆是为了纪念大佛受难，更是为了将自己在凹期③受难的痛苦情绪排解。黄金单摆，用于谢神。挺塘摆和冷细摆则无特定目的。 　　在摆的所有特性中，其参与群体之大，参加人数之多的特征是尤其值得注意的。虽说每个摆都有中心人物和亲族，但是每个摆几乎都会吸引全村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参与。做摆的费用多是公摊的，冢房的干躲，夜晚的欢娱也是全村性质的。其实，就连做摆的目的也可以是公众性的。做摆本身不只是为个人，也是为全村求得福运。由此，摆对于促进共同体的交融的作用显而易见。 　　二、《芒市边民的摆》的研究方法 　　该书是田汝康在1940至1942年间，于芒市居住前后10个月研究的成果。根据作者自述，书中的材料大部分是作者亲眼所见，小部分是从随意谈话中听到的，其中有计划的调查工作，仅是户籍数字部分，除此之外还包括在当地土司署的查证。主要采用了参与观察、访谈、类型比较等方法。 　　首先，作者采用参与观察与访谈的方式，对摆和非摆活动场景以及具体的贡品、花费的钱财数目、活动中的分工等进行信息收集，当然也包含了德宏傣族那木寨的政治权利结构、家庭组织制度、地方组织等背景信息。继而，作者应用了科学中的类型比较方法，即用类属来说明个别，从一物和物的共相来说明各物的地位。将摆和非摆活动在时间、地点、用具、参加团体、费用来源、聚餐、仪式、禁忌、意念九个方面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