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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中国只有走出自己路才能救自己 　　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就遇到了一个绕不开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中国向何处去？面对又富又强、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中国有一大批知识分子痛感自己的国家落后了，万事不如人。一些人救国心切，喊出了打倒中国一切旧东西、全盘西化的口号。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渐渐地也有不少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想把西方的那一套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是行不通的，何况西方也不是一切都好，甚至有很多坏东西。民国初年议会的闹剧更使人感到洋办法的“水土不服”，中国只有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才能真正救自己。今天又有人提出以西方多党议会民主为标本的宪政问题来，实际上是这场争论在新时代的继续。 　　清末风雨飘摇，西风东渐，人们深感不变是不可能的。1896年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的奏折中主张：“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用意很清楚，那就是要维护满清政权的正统。所以，如果把“体”理解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肯定应该批判。但现在时代不同了，皇帝已经消失一百多年了。如果不是把“体”理解为中国的政统，而是道统，即中国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道德、风俗和治国理政理念，包括近百年来摸索、积累的所有好的东西，那么，这句话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心思想是：一切以我为主，吸收国内外一切好的东西壮大自己。我们学外国的好东西，是为我所用，不是把“我”变成“他”。汉唐气象之所以宏大，是善于拿来为我所用，厚植自己。我们有些人往往不看重自己的好东西，以为只有西方才有真理，其实西方历来也有不少学者重视东方。梁启超在1920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一书中记载，大哲学家蒲咤罗对他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他的特质和他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生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中国着实可爱可敬，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已不知出了几多哲人了。我近来读些译本的中国哲学书，觉得他精深博大。望中国人不要失掉这份家当。”这位西方哲人的睿智之言，值得我们今天回味。 　　一 　　1.中国共产党是博采众长、以我为主的楷模。中国走上革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应时代大潮而生，并不是偶然的，是中国人民为了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经过清末民初的种种探索和碰壁之后，经受了“老师（帝国主义国家）怎么总是打学生”的惨痛反思之后，看到了西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黑暗之后，受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鼓舞，才走上了一条新路。今天有人说，中国当时若走改良的道路多好啊，那是对历史缺乏了解。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等都是有献身精神的大知识分子，他们走这条路是一时冲动吗？中国共产党自建立至今92年了，既没有全盘“苏化”，也拒绝全盘“西化”，倒是有点像前面那位法国哲人说的，把自己的特质与别人的特质化合，“产生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试问：清朝时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吗？欧美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吗？中国今天有，那是有别于专制和西方议会的适合中国的更好的东西，虽然西方不肯承认这一点。用我们的办法，60多年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近30多年来，西方承认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为什么就不能继续不断改进和完善，用它来创造新的奇迹呢？ 　　2.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应该是实际而非理念。有人宣扬说，中国今天已矛盾尖锐，民怨沸腾，如果不赶紧像他们主张的那样走西方多党议会民主道路，中国马上就要崩溃了。说这话的人是生活在中国吗？我们不否认中国今天面临分配不公、贪污腐败、一些干部作风不良、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食品不安全等等严重问题，但这些都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的态度是正视它们，努力解决它们。但解决是要有个过程的，需要大家尽心尽力，不可能一蹴而就。社会上一些丑恶现象，如贪污腐败，是可以遏制而无法根除的，它的存在同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历史一样长。有人说，只有搞西方多党议会民主才能消除腐败，只要睁开眼睛看看今天的西方和其他一些民主国家，例如印度，那里的腐败肯定比中国厉害得多。去年印度人民为了反腐败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街头抗议，结果最后落到议会里去讨论一个草案，至今没有结果。可以预见，即使议会里通过了一个什么决议，社会上也不会有大的变化。 　　现在反而一些外国人看问题要比国内有些人客观。美国《大西洋》月刊6月6日网站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什么放缓？民调展现一个乐观、向前发展的中国》，提到外国人搞的两个民调：第一份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5月底公布的报告，它调查了39个国家，结果88%的中国人对本国经济感到乐观，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第二份是西班牙电话公司和《金融时报》所做的调查，对象是27个国家18至30岁的青年人，结果93%的中国青年认为自己国家的好日子还在前头。相比之下，81%的日本人认为前途不妙。 　　有些人思考问题只从理念出发，认定西方民主是唯一真理，只要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