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勾连一个流动宜兰.docVIP

19年勾连一个流动宜兰 　　跟着建筑师黄声远逛宜兰，好像在玩一场“连连看”游戏。 　　他语速飞快，手势悬在半空，一路走，一路连。一座房子，连上一段路，然后是一座桥，远处再一座桥，隔开几十米、数百米，再一条路，一个大棚…… 　　他的“田中央”工作群的作品类型多样，有些体量小到都很难称之为“建筑”，它们星星点点地分布在街道、稻田与河流之间，并且每一个点都以未完结的姿态，继续生长，彼此呼应，勾连起一个流动而充满可能性的公共空间。 　　2012年12月，黄声远和“田中央”最新作品，宜兰罗东文化工场，获得第三届《南方都市报》主办的“中国建筑传媒奖”最佳公民建筑奖。 　　在领奖辞中，黄声远向他生活了19年的县城宜兰致敬： 　　“每一个小地方都需要相信自己能够往前连接历史，往后建构传奇。……宜兰就是宜兰，不疏不密，城不是乡的下一步，乡也不必为了城扭曲。宜兰不是一个只能远望遥想的‘故乡’，宜兰是‘家’的自由大集合……‘田中央’有幸身在其中。” 　　铁打的“田中央”流水的县政府 　　1994年，31岁的黄声远带着耶鲁大学建筑硕士学历和美国著名事务所的工作经验回到台湾，一头扎进宜兰，一待就是19年。 　　在台湾，宜兰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存在。1981年陈定南任县长以来，宜兰发展理念独树一帜，不再尾随城市建设，而从整顿公共空间品质、治理河川、开放观光出发，在后任县长游锡?的接力下，以“宜兰空间改造运动”著称。而上世纪90年代，台湾社区营造运动轰轰烈烈，黄声远落地宜兰，亦是身在这股自下而上发起，又自上而下推动的热潮中。 　　黄声远和“田中央”一直坚持只做“离宜兰车程30分钟以内”的项目。任外面的世界高楼翻滚，奇观尽出，除了2011年接下云门舞集在台北淡水园区的设计项目之外，这群建筑师扎根在田野中央，一步也不挪窝。19年里，宜兰县换了四届政府，政党轮替了两次，“田中央”的“项目”始终不结，建筑师也迟迟不走。“铁打的‘田中央’流水的县政府”，人们笑称。 　　他与镇里上上下下打成一片，城镇乡大大小小的设计工作他都做，盖房、修路、做景观、做规划。他的工作队伍，从最初的一个人、五六个人，发展到现在将近30人。因为大多数的工作都是在田野当中完成，他们把自己的这个团队亲昵地称为“田中央”工作群。 　　建筑评论家朱涛认为，黄声远在宜兰多年的耕耘，称得上两岸三地公民建筑实验的典范。“公民建筑强调公民对空间的权力。在社会环境开放、公民社会成熟的宜兰，这一点更多地体现在呵护与重塑。官僚机构容易简单化、肢解公共空间，黄声远则拼命拉通、强调体系，打破地块的界限，改善公共空间的流动性、舒适感。” 　　台湾《天下》杂志曾做过“25县市人民幸福”的调查，高达72%的民众愿意留在宜兰本地发展，而不是去往大城市。 　　“我们就在这里，就住在宜兰”―黄声远坚持“设身处地”，才能最大限度地发现用户需要，而这一点对于公共建筑至关重要。很多建筑师事务所一个项目从开始到完成只见甲方两面，第一面签合同，第二面交货；“田中央”不同，天天跟建筑作品的使用者生活在一起，随时待命，随时到达工程现场，与用户和施工队一起讨论，发现需要修改和弥补的地方，并时时调整。除了做设计，“田中央”的成员们往往还熟悉砌墙、木工或者焊接技术。 　　“人们一开始会好奇我到底要建什么，怎么这么多年也建不好。我慢慢让大家明白我们做的不是项目，也不单单是在建房子，而是环境改造活动。” 　　他喜欢四处走，四处看，看见哪里不对劲，就想，这里可不可以改一改。他判断的中心思考是人在城市里的位置。“人的价值永远是第一位的，但城市空间基本上都忽略了这一点。”“田中央”不少项目源于对这些“不对劲”的改造，有时是人行道的位置，有时是一个房子开门的方向，有时是被马路阻断的活动空间…… 　　只是，公共建筑的项目甲方常常是政府，在繁复的审批和严格的资金预算中，“田中央”的人们习惯了以10年为计时单位的工作。 　　像一开始，他手势飞舞，给我们指出的那些隔空相连的建筑物，往往从第一个到下一个，中间要横跨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还远远没有终点。 　　“时间站在我这边” 　　宜兰河畔的宜兰县社会福利馆、西堤屋桥，以及横跨宜兰河的津梅栈道，就是一个“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的“田中央”式系列工程。 　　1995年，黄声远接下社会福利馆的项目。社会福利馆内有不少政府机构，且功能繁多，体量庞大。为减少因为体量庞大与周围社区的强烈不协调感，设计上黄声远将社福馆尽量零碎化，做成一个仿佛是零散的小住宅堆叠起来的垂直村落的样貌，更不设围墙，并打通走廊广场，与附近的低矮住宅连成一片。这是一个政府机构，但公共空间属于人民，他希望尽可能从空间语言上，让他的建筑“去机构化”。 　　兴建社福馆时，一度有居民聚集抗议后面的边界超出公有范围。但当得知社福馆周围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