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docx

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　1950年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恩来向薄一波提出如下一个问题：“你在晋冀鲁豫与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有什么看法？”薄以敬重而机敏的口吻回答说：“总理，您是老领导了，又与他们相识甚早，您看呢？”经过一番相互推让后，周恩来才胸有成竹地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俩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是‘举重若轻’，伯承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薄一波表示完全赞同周恩来的看法。　接着，周问薄：“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种？”未等薄回答，周就讲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从愿望上讲，我更喜欢小平的‘举重若轻’，但说实在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中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　实际上，毛泽东的工作方法或政治风格恰好与邓小平一样，属于典型的“举重若轻”，并与周恩来的“举轻若重”形成明显的对照。金冲及先生深有感触地说：“我读过不少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和文章，有一个感觉，就是毛重在统筹全局，提出大政方针，那真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而周的讲话和文章更多地给我的感觉是细致周密，入情入理。所以一般说来，毛泽东确实是更多地在把握大的方向，拿大主意，而周恩来更多地负责执行和落实。”　毛泽东具有十足的“领袖”气质和才能。他早年就显示出气魄宏大、无所畏惧的精神品格。“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禾弟米”，出言有九天俯视之慨。他常常把一些大事说得很小。有位外国政治家认为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毛泽东与之展开辩论，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宏大的气魄和胆力使毛泽东在战略问题和重大问题上善主决断，特别是在一般人视为畏途的事情上敢于“冒险”。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攻占延安。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向何处去，成了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蒋介石的意图就是要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赶过黄河，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的目的。毛泽东对蒋的意图洞若观火，因而坚持在撤离延安后必须留在陕甘宁边区，牵制胡宗南部二十几万大军，使其不能东调进攻华北，同时在政治上鼓舞各解放区军民的士气。然而，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让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又无疑带有很大的“冒险性”，反对者也大有人在。但毛泽东“举重若轻”，力排众议，坚决不过黄河。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确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也是毛泽东书写自己人生篇章中的“得意之笔”。　当然，“举重若轻”并不等于鲁莽从事。毛泽东之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敢于“冒险”，正如他起草的党内《通知》中所说，陕甘宁边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 他充分预见到这些有利的客观条件将要起的作用。所以他坚持留在陕北，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英明决策，是有胆有识之举，并非如有人所说的是盲目的冒险行为。　毛泽东的“举重若轻”，除了气魄宏大，善主决断之外，还突出表现在始终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大事、抓中心、抓关键、抓主要矛盾上，力戒在细节问题上作过多的纠缠，认为把主要的东西抓住后，其他枝节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他的思维呈现出明显的简约性特征。在中共七大上，他特别关注东北问题，认为“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毛泽东可谓是目光远大，他突出东北这个关键，未雨绸缪，在那里打下扎实的基础，直接影响到后来辽沈战役乃至整个战略决战的胜负。新中国成立后，他关于“不要四面出击”的政治方略，也很好地体现了抓主要矛盾的特点。　毛泽东的特点是“大”。他善于规划某种事情的基本轮廓和主要原则，而把细节留给办事人员，以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在军事斗争中表现得尤为显著。1947年5月4日，毛泽东在给山东战场的电报中说：“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凡行动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性，而要估计两种可能性。”“凡在局势未定之时，我主力宜位于能应付两种可能性之地点。”“此次胡宗南以31个旅攻入只有人口150万之陕甘宁边区，集中11个旅，有时10个旅，有时9个旅成一横直四五十里之方阵，使我无歼敌机会，我们即……对集中之敌置之不理，而集中全力打敌后路，使敌完全陷入被动地位。可作你们的参考。所不同的山东地区较狭，你们兵力甚大，转移不易，自应因地制宜，一切望按情况决定。”5月12日，毛泽东在电报中又说：“敌5军、11师、74师均已前进，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