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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挫折与公共领域分化 　　摘 要：本文讨论清末民初的文学文化社团――南社的主要成员，尤其是柳亚子、高旭等人，如何通过大众媒体，开创批评空间的各种努力。他们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努力开创公共领域，深刻意识到公共领域的壁垒并试图克服。在一系列具体的政治和社会事件面前，以各种批评文章提出过自己的观点，介入政治和文化变革。而南社在1910年代的一系列变化，也突出地表现出了公共领域的分化与“公共性”的蜕变。 　　关键词：南社；批评；报刊；政治；消闲 　　一、革命之后的立言姿态 　　当1911年年底，革命势头正盛，似乎共和指日可待之际，南社也达到了它最兴盛的阶段。南社人也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12月19日陈去病、柳亚子等在《大汉报》上发表一则启事，计划在愚园召开临时大会。其原因是：“自光复以来，本社之目的已达。惟建国伊始，一切事宜正资讨论，亟应组织共和政党，以策进行。”报端并有“发表本社夙愿，庆贺革命成功，讨论进行事宜，组织共和政党”之语。{1}这则启事起码表明了南社人积极参与即将建立的民国政府的兴趣。{2} 　　12月29日，17省代表在南京开正式选举会，“代表山西的有景秋陆，代表江苏的有陈陶遗，代表广西的有马君武，代表云南的有吕天民，都是南社的社友”。1912年民国成立，南社中有不少人身居要职。“三日，中央行政各部成立，南社社友得着次长位置的，有司法吕天民，教育景秋陆，实业马君武等。二十八日，临时参议院成立，陈陶遗当选为副议长。于是少年同社，尽庆弹冠了”③。 　　但南社的两个核心人物――陈去病和柳亚子都没有置身于显赫的政治舞台，却表现出对于传媒和言论事业的极大热情。比如，陈去病从1908年左右就在汕头的《中华新报》上发表了一系列针对时政的文章，那时就强调舆论所代表的“是非之心”。{4}辛亥革命发生后，陈去病也极为重视报刊这一阵地。在《大汉报》因失去资金支持于1911年12月21日停刊后，陈去病与友人又筹办《黄报》，陈布雷任编辑。1912年1月3日《天铎报》上发表了《黄报出现》，宣布《黄报》出版：“准于二十日出版，每月发行两大张。”其通讯处透露了参与者的信息：“苏州沧浪亭《大汉报》馆陈去病、高天梅、张昭仪、傅钝根，上海《民立报》馆朱少屏，《天铎报》馆陈布雷、邹亚云，《国粹学报》胡仲明、诸贞壮，《神州日报》馆黄朴人，太仓北门俞剑华。”{1}《黄报》初建，陈去病又接受了绍兴《越铎日报》之邀，去担任总编。《越铎日报》的宗旨就是：“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2}陈去病加入其中，显然是对于这样的宗旨高度认可。1月15日，在《越铎日报》上发表致匡社、黄社同人启事，希望同人“赐函越铎报馆，以期联络”。陈去病在浙期间，参与了秋瑾追悼大会等。回到上海后，又与徐自华等合办了竞雄女学。③1912年6月又应邀赴杭担任《平民日报》的总编辑。9月又赴湘护秋瑾灵柩回浙，并与在湘南社社友相聚。陈去病在这一年多中，或者在编报刊，或者在从事公众纪念活动，并没有谋划一个好的政治位置的动向。 　　而柳亚子也选择疏离于临时政府。友人雷铁?力邀擅长骈体文的柳亚子进入总统府做秘书，但柳干了三天就支持不下去了：“工作是一点都没有，只是天天吃西菜，几乎把我胃口都吃倒。……我到了南京，西菜吃饱了，便去闲逛。这时候，姚雨平是粤军北伐军总司令，叶楚伧在替他当参谋，北伐不能进行，只好和我混在一起，天天游山玩水，喝酒做诗。这样搅了三天，我的身子吃不消，忽然发起寒热来，只好对不住铁?，卷铺盖而出总统府，还到上海来当流氓了。”{4}柳亚子在这段回忆中刻意突出了自己与科层政治和官僚机制的不兼容性。这也许是他自由散漫的个性所致。但他对建设公共领域的兴趣和热情始终没有衰减。他回到上海后，宁调元曾邀请他加入《民声日报》。但他经邹亚云介绍，进入了《天铎报》。在《天铎报》工作期间，柳亚子以青兕为笔名，发表了大量时评。反对临时政府的议和妥协行为，主张北伐，将革命进行到底。从柳亚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根据原则，不向现实政治屈服的姿态和对独立的“批评”立场的坚持。 　　其实，1911年12月高旭就曾在《天铎报》上发表《擒贼先擒王》，提出袁世凯才是共和最大的威胁：“若今则张勋、冯国璋、张鸣岐、杨度等之为汉奸，为患犹小，而最足为共和新中国之梗者，实袁世凯也。”{5}高旭准确地洞察到袁世凯已经成为旧官僚和保守势力的最大代表。同月，庞树柏也作有《拟沪军都督北伐誓师文》，这应是代陈其美所作。文中提出“汉贼誓非两立”，“功期速成”，鼓舞民军将士“灭此朝食”。{6}1911年12月27日，《民立报》上也发表了题为《和乎？战乎？》的社论，一反十多天前的妥协论调，指出：“武昌师起以来，以数万人之流血得复东南半壁。然而大敌尚在，壮志未酬，我当局乃过重人道，欲以口舌之力，结此大革命潮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