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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音乐美育思想“和”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是一个涵义丰富的哲学概念，其影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等领域。传统文化认为，“和”与音乐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系统研究探讨音乐美育思想中的“和”对当今音乐教育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原始歌舞与“和”的观念萌生 　　在原始社会中，万物有灵的巫术观念支配一切，行巫代表原始人的精神生活。“巫”在甲骨文中就是“舞”字①，东汉许慎《说文》中认为，“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也。”②因此，原始歌舞与巫术图腾、宗教祭祀乐舞实在是紧密相连，难分彼此。揭开神秘的宗教面具，我们就可发现，原始歌舞中不乏“发扬蹈厉”③的粗犷形象，集中宣泄着初民的狂热情感，“所以它才不是偏重于灵魂超脱的宗教，而是与感性存在密切相关的‘艺术’”④。原始歌舞成为当年覆盖面最广，吸引群众参与度最高的社会美育活动和精神生活方式。集体审美感受的积淀，催生了“和”的观念萌芽，促使部落联盟首领初步认识到“乐”的重要意义。《尚书?尧典》中记载：“帝（舜）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⑤以上文字通过诗、歌、声、律相互关系的揭示，对音乐作为声音艺术的特性进行了深入探讨，体现了我国原始末期关于音乐之“和”的朴素观念。同时，也反映原始末期统治者对子女教育的重视，认识到音乐美育具有陶冶情性的作用；相信通过音乐的“和声”效果，能够获得神的佑助，保持现世人生的和谐秩序。 　　二、 “三代乐教”与“德、和”的提出 　　文献记载，夏代创作有歌颂禹治水功绩的乐舞《大夏》，共九个乐章，规模宏大。其所以能如此，与夏代统治者建国之初，通过音乐推行德的教育，巩固其“善政”不无关系。夏初，曾大力提倡“歌”与“和”的“乐教”。禹曾说过：“德惟善政……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伪古文尚书?大禹漠》）⑥认为只有这样恩威并用，尤其通过九歌感化国民，才能使人不致变坏。 　　殷商时代的乐教，一方面继承夏代“明人伦”和“礼乐以造士” （《礼记?王制》）⑦的传统，在学校和宫廷中乐教活动仍然存在着；另一方面沿袭原始遗风，巫气笼罩。以青铜饕餮为代表的兽面形象，逐渐占据殷族审美观念的中心位置，给人以非和谐的狰狞恐怖之感。这种非和谐的审美观，对殷商音乐特别是后期音乐不能不发生影响。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很难从有关殷商文献中捕捉到音乐美育和谐思想的信息。 　　西周的乐教，代表了奴隶制鼎盛时期最高文化成就，呈现制度化、系统化和目标化的特点： 　　1.实行“礼乐交错”的美育制度。西周礼乐教育是以乐教为中心，美育为特色的教育。《礼记?文王世子》道：“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于怿，恭敬而温文。”⑧在周公等统治者看来，教育培养途径应是内外双修，礼乐兼容，二者既分工又合作，通过感性形式（乐的声音节奏和礼的仪态服饰）以使人愉悦的方式，完成人性建构。 　　2.乐教内容和形式系统。西周的礼乐教育，除了在学制上做出安排，以保证其正常运行外，还对乐教目的和任务，内容和形式做出系统规定。《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中明确规定了大司乐的职责，担负着管理学校以及聚合贵族子弟进行乐教的任务。教育内容和形式有：“以乐德教国子：中（通“忠”）、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护》、《大武》”⑨。“乐德”、“乐语”、“乐舞”三方面的教育内容和形式，看似各自独立，实有内在联系。“据修海林《周代雅乐审美观》中记载，（周代）所行的歌舞、诗乐，目的都是为了求‘和’，求‘和’方能至‘乐’（lè）”⑩。 　　3.乐教的目标：“教国子”与“教之和”。西周乐教，一方面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根据现实的需要，提出“教国子”的育人政策；另一方面着眼于长远，使国家、人民长治久安，提出“以六乐防民之情，而教之和”（《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的思想。 　　三、“和同之辨”与儒家“中和”音乐美育观 　　据《国语?郑语》记载，公元前773年，周太史伯在与郑桓公的一次谈话中，针对周幽王“亲小人远贤臣”的昏乱腐朽政治，进行了猛烈抨击。史伯认为幽王是犯了“去和而取同”的错误。他从生产角度，强调“和”的重要：“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在这里，“和”是指不同事物的谐调或对立物的统一。在生产领域，只有不同事物的配合交织，相反相成，才能造成新事物繁衍生长。“同”是指单一事物的重复叠加，看起来没有差别，那就只能丧失活力，不可能产生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