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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教师知识生产功利取向及其平衡 　　摘要：针对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情境中大学教师的行为越发表现出功利取向，用中国教育统计的实证数据揭示了中国大学教师行为的功利取向之表征：大学教师对应用型研究的偏好；外部科研资助导引的功利取向；市场活动的参与衍生的功利取向；精英主义的等级结构形塑的功利取向。指出在制度层面更好地平衡大学教师行为的利己功利和利他功利的取向，才能改变大学教师知识生产中的极端功利行为，从而促进大学教师知识生产的繁荣。 　　关键词：知识生产模式；大学教师行为；功利取向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5-0070-07 　　收稿日期：2013-05-30 　　作者简介：蒋友梅（1974-），女，湖南永州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生，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原理与管理研究。 　　一、中国大学教师知识生产的功利取向之涵义 　　人们对功利的理解往往是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利己主义，这种观点与中国儒家的传统义利观不无联系，先秦儒家强调“义理为上”，在面对利益的诱惑时要“见利思义”“舍生取义”。所谓“义”在孔子那里是指一般的道德准则，其顺乎人情，合乎事理，通乎天理，是指导和判断人之行为的道理与意义，其基本特征是合情合理。“义”在孔子那里并非主观的东西，它的根据和基础、它的合理性建立在天理和事理的基础上[1]。当然，先秦儒家并不否认“利”的重要性，孔子也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但在义利之中儒家始终强调一种超越的品性，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协调上，必须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来服从社会的利益，儒家在义利观上讲究的是一种超越功利的“大利”。根据儒家的义利观，重利轻义尤其是讲个人的私利是要受到指责的。所以自古以来在中国社会，“功利”一直被视为贬义词，即使在近现代社会中，人们一谈到功利就会愤愤然，如果某个人跟“功利”沾上边，其人品定是有问题。 　　功利一词在西方其英文是utility，在哲学上的意义是“功用”和“效用”的意思。边沁是功利主义思想体系的主要创始人，他指出：所谓功利就是指一种外物具有给利益有关的当事者求福避祸的那种特性，既能给当事者（个人或社会）带来“福泽、利益、快乐、善或幸福”，同时又使其避免“祸患、痛苦、恶与不幸”。边沁还将苦与乐作为道德估算的基本因数即所谓道德估算是对某事物或某行为给当事者（个人或社会）带来的苦与乐的量进行数学运算[2]（P17）。边沁的关于苦与乐的量化运算受到其后来的继承者约?密尔的修正，约?密尔认为任何一个事物都有量和质两个范畴，快乐亦然[2]（P20）。在功利主义后来的发展中，功利主义被分化成两种主要的理论形态即行动功利主义和准则功利主义。斯马特是行动功利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其根据行动自身所产生的好或坏的效果，来判定行动的正确或错误[3]。布兰特援引认知理论以及道义论原则发展了准则功利主义，准则功利主义并不是强调什么行为能够具有最大的功利，而在于哪一种准则具有最大的功利。即至少在正常情况下，功利原则的运用不在于决定采取什么特殊行动，而在于确定遵循什么准则[4]。西方的功利观是一种行为善恶的评价标准，根据行为的效果去评价行为的正当性或者说是合法性。从最初的边沁的苦与乐效果论到布兰特的多元论规则体系，意味着对人的行为判断从一种感觉的、经验的苦与乐上升到一种对人的角色规范的制度层面来谈论人的义务和职责，以便人类更好地去追求最大的利益。总的来说，西方功利观是一种目的论。它排除价值的合理性、注重实效和功用，认为“快乐原则”（或者称之为“幸福原则”）和“自我满足”是人的行为发生的根本动力。 　　根据以上对“功利”一词的概述，笔者以为行为的功利取向是指根据个人的欲望和偏好而发生的一种注重实效和功用的价值取向。我们无法否认个人的欲望和偏好是人们追求利益的原始动力，但人们是否可以在欲望和偏好上做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则是人性中的难题。“矩”是对个人欲望和偏好的约束，防止个人行为的失范的准则。功利行为关注现实生活的效用和个体的快乐、幸福应该是一种与社会发展和变革相适应的务实的行为，其行为的存在是合乎情理的。在当代，当知识通过各种方式进入社会结构和经济生产，大学教师的知识生产表现出功利取向，这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知识生产模式的一种契合而导致的教师根据自己的欲望和偏好在知识生产上注重知识的实效和功用、注重知识贡献所带来的资源分配和物质利益的一种价值取向。 　　大学教师知识生产的功利取向可以分成三种类型：利己功利、利他功利和反常功利。利己功利是指把个人利益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正是有了个人的利益才需要把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利己功利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一种常态。它有多种表现形式：①注重个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