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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人员两个娃娃梦 　　4岁的糖糖在小区广场上和一个邻家弟弟玩。时针指向傍晚6点，弟弟要回家吃饭了。 　　“别回家好不好？我们再玩一会儿。”糖糖央求着。可弟弟还是被大人带回家了。糖糖呆呆地看着弟弟远去，嘴一瘪，差点哭出来。 　　这一幕被站在一旁的糖糖父母看在眼底，爸爸李放犹豫地对妻子说：“要不我们给她生个弟弟吧？” 　　“不可以” 　　女儿孤单的背影让李放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1977年出生的李放是家中独子。小时候，父母有时有事出门，就把他反锁在屋里。一个人忍受孤独的滋味太煎熬，李放只好拿起父母为他打发时间而准备的肥皂水，搭起小凳，趴在阳台的栏杆上吹泡泡，边吹边等父母回家。有时一吹就是一下午，“人都成了雕像，下来的时候腿都是麻的。” 　　“我比他幸运。”糖糖的妈妈沈让兰有一个姐姐，“我和姐姐只相差一岁多，从小一起吃一起睡，上下学也是一路，从没被一人关过‘小黑屋’。大了之后，很多事都是我们姐妹互相商量，我的安全感非常充足。” 　　能有两个孩子，互相陪伴一起成长，是埋在李放夫妇心里的愿望――“如果可以的话。” 　　可答案一直是“不可以”。 　　一般情况下，“双独”（夫妻双方皆为独生子女）家庭才能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若违规，首先要付出的是经济上的代价――根据2004年修订的《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凡不符合法律和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将计征社会抚养费；属于城镇人口的，一般按上年城镇人口所在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倍至8倍征收。按2013年成都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968元计算，超生一个孩子将缴纳至少18万元。 　　沈让兰是成都市的一名公务员。一直以来，公职人员是被计生政策管束最严的一个群体――多生一个孩子，将使自己饭碗不保。“一般来说，就是‘双开’。”沈让兰说。 　　“其实，公职人员在生育二胎的条件上，有着很大优势。相对稳定的收入和工作，将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开放这一人群生育二胎，也能实现优生优育的目标。”沈让兰表示，但重重藩篱让他们无法轻易迈出那一步。 　　已从四川一大型国企退休的王焕萍，见证过很多公职人员关于计生的荒诞故事。“80年代，计生政策抓得非常紧。尤其是公职人员，别说超生，就是第一胎都得排队等指标。一个同事的孩子小名叫‘四娃’，因为他妈妈在没等到指标时就怀上了第一胎，在单位的压力下只好流掉，结果第二胎和第三胎都习惯性流产没保住，到第四胎才千辛万苦地生下了孩子。” 　　进入新世纪，尽管计生政策日趋人性化，“家庭连坐”、“强制引产”、“牵牛扒房”的新闻越来越少，但政策对于公职人员的强大约束力仍未消失。某部委一位副主任在6年前辞掉了公务员身份，原因就是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孩子。他坦言，他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儿，但他非常想再要一个男孩儿，在经过B超确认第二胎为男孩儿后，他向单位提出了辞职。如今，他的第二个孩子已经上了幼儿园大班。“我爱人是独生女，如果按照现在的政策，我就不用放弃公职了。”他颇为遗憾地说。 　　采访中，多名党政机关女员工均表示，自己所在单位这么多年来极少遇到违规怀二胎的事例，即使有个别同事怀上了，也是要么自己流掉，要么主动辞职。 　　直到去年，政策有了松动迹象。 　　有了期待 　　2013年“两会”上，计生政策的调整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希望早日放开对公务员群体的二胎政策。现在的独生子女政策在执行时并不公平，农村独生子女比较少，一些私营企业主也管不到，真正被限制住的，就是那些吃‘皇粮’的公职人员，国家可以处罚、开除，就是不让生第二胎，这样不公平。”一位人大代表在建言中说。 　　这让李放夫妇看到了曙光。此后，关于计生政策调整的预期一直未淡出媒体话题，直到去年底，“单独两孩”的政策终于尘埃落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李放回忆起刚听到这一消息时的心情：“政策的首班车让我们赶上了！”从那天起，李放夫妇就焦急等待着四川细则的出台。 　　3月20日，政策终于尘埃落定――四川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将原第十四条第二项“独生子与独生女结婚的”修改为“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标志着“单独两孩”政策在四川正式实施。 　　两小孩心里更踏实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符合“单独”要求的70后夫妇多已35-37岁，家庭已积累起一定财富，年龄也逼近生育年龄高限，“过了这村没这店”，因此生育二胎的积极性最高。除了前文所述为孩子有个伴的考虑，大多数父母还出于对失独风险的担忧。 　　早有学者总结出独生子女所带来的九大风险：对独生子女本身来说，包括成人风险、成材风险、婚姻风险和养老风险；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包括儿女养老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