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您是我心中的一棵大树——杨善洲事迹报告会的演讲稿.docxVIP

爸爸，您是我心中的一棵大树——杨善洲事迹报告会演讲稿　　报告人：杨善洲的三女儿杨惠琴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叫杨惠琴，是杨善洲的三女儿，在XX市烟草公司工作。我报告的题目是《爸爸，您是我心中的一棵大树》。　　爸爸在世的时候，曾立下遗嘱，希望去世后，能成为树下的一捧黄土。他还曾多次跟大亮山林场的同事们说：“等我死后，就把骨灰埋在雪松下。哪天你们想我了，就到树下来坐一坐。”爸爸去世后，我们把他的骨灰分成三份，分别埋在了他生前亲手种下的大亮山的一棵雪松、清平洞的一株玉兰和老家后山头的茶园里。现在，每天都有许多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怀着崇敬的心情来看他——来看以树的姿势站立着的他。　　爸爸这一生与树十分投缘，种树和嫁接果树，原先只是他工作之余的爱好，退休后驻守大亮山的20多年，则成了他的专职工作。他这一辈子，究竟种下了多少棵树，又嫁接了多少棵树，恐怕连他自己也算不清楚。记得他退休后，带着我们去阔别多年的外婆家，我们建议买点水果，他则坚持带了三株桃子树苗去，并亲手种在外婆家的庭院里。他笑哈哈地对我们说：“种树好啊，以后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摘。”爸爸去世后，他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清晰——他多像一棵树啊！不，在我的心里，其实就是一棵大树：在苦水浸泡的瘦地里破土，在党和人民的抚育下成长，在60多年的坚守与奉献中回报。84圈年轮里，写着爸爸的本质和本色。　　爸爸是一棵大树，用树的正直挺拔坚守着清贫。在常人眼里，爸爸应该很富有，因为他当过“大官”，经手过“大钱”。但是，我们做子女的最清楚，他一生都很清贫，因为他从不沾公家的便宜。在我的穷爸爸的诸多故事里面，有几个故事，一直叫我们一家刻骨铭心。　　1970年，我妈生我后做月子，家里缺粮，一家人靠野菜掺杂粮度日。有一天，民政干部杨位斌来家里，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后来特意送来了30斤救济大米和30斤粮票。事后不久，爸爸知道了，简单问了问家里的情况。当着众人的面，我妈妈只好说：“家里还有一点点吃的。”当即，爸爸就发火了，训斥我妈道：“我是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不要沾公家的一点便宜，地委领导的家属也不能搞特殊！这大米和粮票要攒了还他们！”差不多过了半年，我妈硬是东拼西凑，才还清了这笔粮款。妈妈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公家归公家，个人归个人，我晓得他的性格，我可以少吃点，但小娃娃们饿着可怜啊……”40多年后，讲起这件事，妈妈仍然委屈得泪流。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75年的雨季，家里的老屋一到下雨就漏得不行。我妈让人捎信给爸爸，让他凑点钱修整老屋。两个多月过去了，爸爸寄回了30元钱，并在信中出了一个“妙计”：“我实在没有钱，这一点秘书可以作证。现将这30元钱寄回家，先买几个盆盆罐罐，哪里漏雨，就先接一下漏下的雨水，或者是挪一下床铺，暂时躲避一下；眼下农民比我们困难的还很多，作为一个地委书记，别以为我有钱，即使有钱，也不能搞特殊化……”看着爸爸出的“妙计”，全家人哭笑不得。　　第三个故事是坐车的事。二姐杨惠兰和我在保山一中读书时，爸爸已经是保山地委书记，但是，每次假期回家，都是爸爸去给我们买车票，然后送我们上车。爸爸生前常说：“公家配车是为了工作，为了私事，怎么能用公家的车呢？”。我清楚地记得， 1987年8月的一天，爸爸与我一起从姚关老家返回保山。当时突遇大雨，我们父女二人便到姚关乡政府躲雨。乡领导担心我们的安全，从供销社调来了一辆车来送我们，爸爸硬是不坐。当时，乡领导给县委办打电话，县委办的同志了解爸爸的脾气，专门派车，爸爸肯定不坐。最后，他们安排了一名司机，朝我们父女俩走的大路迎面开来，碰面时不停车，相遇几公里后再返回来，借口对爸爸说刚办完事，可顺便搭乘。结果，爸爸知道这件事后，还是批评了县里派车的同志。　　第四个故事是爸爸退休后的事，1995年，为了方便他进城给林场办事，全家向熟人借了5万多元钱，在县城附近勉强盖起了1间新房。房子盖起后，我妈专程找到爸爸商量，让他凑点钱帮助儿女们还账。爸爸东找西搜，拿出了9600元。我妈吃惊地问他：“你几十年就攒了这么一小点钱？”爸爸摆了摆手说：“别人不理解我，你还不理解我？我真的没钱！”后来，为了不拖累儿女，爸爸硬是把刚刚盖起还没入住的新房给卖了。爸爸的工资并不低，钱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后来听几位当过他秘书的叔叔们说，“我爸用钱很‘散’，哪家没有粮食他出钱买，哪个生产队缺种子他出钱垫上……他把‘大家’当成了‘自家’，怎么可能不穷嘛。”可爸爸不这样看，有一次，一个记者对他刨根问底，把爸爸问急了，便大声地追问记者：“我是共产党员，哪能光想着自己？把自己的家庭搞得富丽堂皇，别人却过着艰难日子，那么，我们常说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不是成了骗人的假话了吗？”　　我的穷爸爸也有十分慷慨的时候，XX年11月，XX县委、政府为表彰他义务造林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