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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存在哲学角度看理工类大学中《大学语文》课程教学 　　摘 要：本文从雅斯贝尔斯存在哲学关于教育的思考入手，分析了在理工类大学中《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学生对课程性质的误区和理工类大学对《大学语文》课程的定位的模糊，认为应该在理工类大学中加强《大学语文》等文科类课程的教学才能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大学语文；雅斯贝尔斯；技术；全面发展 　　很长一段时间，《大学语文》教学在理工类大学课堂中处于边缘的角色，这种现象反映出学生对《大学语文》这门课程认识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理工类学校对《大学语文》等文科通识类课程定位的模糊。雅斯贝尔斯是二十世纪德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大师，虽然他的论著主要是关于存在哲学方面的，然而他关于教学领域也有着特别重要的论述。雅斯贝尔斯的《什么是教育》和《大学的理念》是运用存在主义哲学的思想来讨论教育问题的名著。借助于其中的教育思想，可以帮助我们纠正认识的误区，重新定位《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促进当代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大学语文》是中学语文课程的加强版吗？ 　　由于中学语文课程在中考、高考的应试体制之下很难发挥出自身应有的人文魅力，语文教材选用多以带有教化意义的散文为主，而在教学中、考试中又突出文章的工具性、思想性、教育性，忽略了文学本有的审美性、情感性。这样的现象导致了学生对语文课程有厌学情绪，即使有学生语文课程分数考得很高，但是本身对语文课程的学习也没有多大兴趣。相反一些学生对语文学习兴趣很高，但是在中学语文的考试体制之下，这些学生丰富的想象力、不合常规的思考却因为不符合标准答案的要求而得不了高分，最终这些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被打消了。高中由于普遍实行的文理分科，学理科的同学，政治、历史、地理等学科的学习仅仅是为了应付中学毕业会考，长此以往他们的文科就这样逐渐被荒废了。 　　我国的综合性大学、师范类大学由于文理并重，通过全校通识类课程的开设，理工类学生在学分的要求之下，必须选修一定的文科学分和艺术学分，这样就相对有效地改善了自己的知识结构，从而避免了高中时候建立的单一学科体系，这对他们今后的学习工作乃至研究都有着潜在的作用。而理工类大学由于院系设置的局限，文理工师资水平分布严重不均，可以开设的文科类选修课较少，《大学语文》就成了少数开设的文科类课程。一些理工类学校把《大学语文》当成了选修课，学生由于存在的认识误区，大多不愿意选修《大学语文》课程，这种现象值得反思。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理工类大学生由于中学《语文》课程教育的失败经历让他们深受其害，《语文》课程没意思的观念成了一种大家的某种“共识”，于是他们想当然地以为《大学语文》无非是中学语文教育的加强版，肯定是没意思。那么《大学语文》是不是中学《语文》课程的加强版呢 　　首先两者的定位不同。中学《语文》由于高考体制决定了其在实行的过程中很难发挥出自己的人文性魅力，也很难起到陶冶情性的审美目的。而《大学语文》是一门综合性的素质教育课程，这种综合素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文章及文学作品的鉴赏，使学生的内心世界更为充实、丰富、健康；一是通过对各类文章写作要领及语言表达技巧的体认，提高语言文字的实际应用水平。”[1]《大学语文》旨在陶冶的功能是主要的功能，至于提高学生语言应用水平是在陶冶之后才能实现的。二十世纪德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一个民族的精神层次是由这一民族的陶冶方式所决定的，究竟有多少人受到陶冶，人们又是以什么样的敬畏心来对待陶冶的本质，这些都可作为衡量一个民族精神层次的标准。”[2]他认为陶冶的程度可以作为衡量一个民族精神层次的标准。而《大学语文》课程突出的陶冶性对于理工类学生来讲是一种良好的陶冶方式。以陈洪先生主编的《大学语文》为例，沈从文的《鸭窠围的夜》、江淹的《别赋》等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通过教师的讲解，学生在文学的陶冶中终能领会美的真谛。 　　其次从检测的效果也有着不同。中学《语文》由于为了高考的压力，必须制定出一个标准答案，在标准答案的框架之内答题才能够得分，作文如何不按照某种“八股文”式的程式化来写就容易被判为跑题，在种种的条条框框约束之下，学生的创新能力被限制了，学生丰富的情感无形之中被考试的大手“阉割”和“压抑”了。《大学语文》的考试更多时候是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比如通过写作文谈谈自己喜欢的音乐、诗歌，或者组织演讲、课堂自由讨论等手段来启发学生的思想，张扬他们青春的个性，开启他们寻找智慧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考试仅仅是一种陶冶的手段。因为雅斯贝尔斯说过：“谁要是把自己单纯地局限于学习和认知上，即使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那他的灵魂也是匮乏而不健全的。如果人要想从感性生活转入精神生活，那他就必须学习和认知，但就爱智慧和寻找精神之根而言，所有的学习和知识对他来说却是次要的。”[3]学习和知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