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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捷克到法国米兰·昆德拉文化身份建构 　　摘要：自1968年昆德拉的长篇处女作《玩笑》在法国出版始，西方批评界就对其来自东欧的“捷克身份”尤为关注，其小说亦成为冷战背景下政治意识形态批评的工具。1975年昆德拉离开祖国捷克流亡法国，面对西方世界对其作品和身份的双重误读，昆德拉一方面积极与法国主流报刊杂志开展合作，反抗意识形态误读；另一方面改变写作策略，不断探索新的题材、风格、语言，努力改变流亡作家的边缘文化身份，积极融入新的文化圈，为自我构建新的合法的文化身份。 　　关键词：昆德拉；文化身份建构；反抗误读；目标读者；法国周期小说 　　中图分类号：I524.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4-0167-006 　　米兰?昆德拉1939年出生于捷克，他与法国的渊源可以追溯至1968年其长篇处女作《玩笑》在法国出版。这部小说以20世纪50年代捷克政治历史为背景，用辛辣讽刺的笔调书写了以主人公路德维克为代表的捷克知识分子在极权政治体制下备受蹂躏的悲惨命运。《玩笑》在法国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昆德拉也因此一举成名。由于小说本身的政治色彩，加上当时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玩笑》被看作是“控诉斯大林时代罪恶的一份证词”， 法国评论界几乎千篇一律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对其进行解读，作品的美学意义完全被政治意义所遮蔽。1975年昆德拉离开生活了45年的祖国捷克，流亡法国。1979年又因小说《笑忘录》 中“侮辱捷克共产党领袖”的情节被剥夺捷克国籍，昆德拉因此被西方批评界贴上了“流亡作家”、“持不同政见作家”等极具政治意味的身份标签，这直接影响到对其作品的接受与解读。 　　对一个流亡作家来说，艰难的不是地理位置上的跨越，而是不得不面对异质文化空间的种种差异和断裂，以及由此产生的身份危机感。亦如1620年清教徒一踏上美洲大陆就开始第一次民族文化身份的诉求[1]，昆德拉流亡法国后，面对其作品和身份的双重误读，如何改变“流亡者”的边缘文化身份，融入新的文化圈，为自我构建新的、合法的文化身份，成为米兰?昆德拉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 　　一、反抗误读的小说家 　　昆德拉到达法国雷恩后不久，就在《世界报》、《新观察家》等主流报刊、杂志上发表访谈、文章，并通过序言、后记等副文本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小说美学观、欧洲小说史观、中欧等概念。1984年，这些谈话、文章以《小说的艺术》为名集结成册出版。90年代初，昆德拉又和法国《无限》杂志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发表了一系列美学随笔，后来集中起来以《被背叛的遗嘱》为名出版。在这些文章中，昆德拉表现出两种基本的倾向，一是纠正人们对其作品的意识形态误读，二是纠正其“流亡作家”、“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以便将自己从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边缘文化身份中解救出来。为了淡化“流亡”作家的遭遇，将自身置于一种“非政治”的背景之中，昆德拉公开宣布法国是自己的“文学的祖国”。昆德拉初到法国之际，就在《世界报》发表访谈文章，文章这样谈论昆德拉与捷克和法国的关系：“米兰?昆德拉是唯一生活在国外的捷克作家。他不是、也不希望成为一个流亡者。对他来说，法国是文学的祖国。”[2] 　　为了反抗西方批评界从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解读自己的作品，昆德拉强烈反对对其小说的“介入式阅读”，要求从美学上而不是政治上来接受其作品。在《布拉格，正在消失的诗》这篇文章中，昆德拉表达了对艺术的意识形态式解读的憎恶之情：“一篇小说的意识形态解读时刻不停、无处不在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它是如此愚蠢、简单化、枯燥乏味，以至于现实本身被简化成意识形态。”[3]为了反抗意识形态误读，他还提出一种“人类学”式的阅读，这也是他在80年代发表的一些随笔文章中不断阐述的一个概念：“小说的作用不是揭示政治事件，而是引导我们去看人类学丑闻。”[2] 　　昆德拉反对将其小说看作是捷克现实的直接反映。他认为，小说家不是历史学家，也非语言家；小说家是一个发现者，是存在探究者；小说家的任务是揭示存在尚不为人知的一面，而不是再现现实。[4]为了将自己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身份标签划分开来，昆德拉一再强调自己作为小说家的唯一身份。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写下这样的对话： 　　“昆德拉先生，您是共产主义者吗？”“不，我是小说家。” 　　“您是持不同政见者吗？”“不，我是小说家。” 　　“您是左翼还是右翼？”“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我是小说家。”[5] 　　1982年，《玩笑》修订版在纽约出版。美国评论界称该小说为“一份斯大林时期的控诉书”，昆德拉反驳说：“请不要把斯大林主义和我扯在一起，《玩笑》是一部爱情小说。”[6]并对从单一的政治角度解读其作品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我在捷克与文学抗争的全部生活被简化成了宣传工具。这让我意识到这里的人们对于所谓东欧国家的文学的看法，只是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