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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贡体系到现代外交晚清对外关系现代化艰难转型初探 　　摘要：晚清时期，中国面临“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对外关系领域，延续了两千年的“朝贡体制”瓦解，被发端于西方的现代国际关系取而代之。期间，清廷在对外关系领域表现出了种种不适应，但也在困境中历练出不少外交人才。 　　关键词：朝贡体系；外交；现代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J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3-220-2自秦汉以降，中原王朝在处理对外关系和民族问题时，往往以“朝贡体系”为基本原则。这里所说的朝贡体系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思想文化层面的，是以古代中国文明特有的“天下观”为思想渊源，以儒家宗法伦理观为理论依据构建的一种理想的世界社会秩序；其二是制度层面，它是一种已经运作了一千多年的以中原王朝为宗主、以属国和藩部为臣属，以“厚往薄来”为基本原则的主要适用于古代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 　　朝贡体系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先秦。朝贡中的“朝”，原指的是诸侯觐见天子，“贡”则指的是诸侯向天子贡献的物品。《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周礼?夏官司马》记载：“怀方氏掌来远方之民，致方贡，致远物。”这里所提到的“怀方氏”应该是当时设立专门接待远人的官职。到西周时，“五服”的观念开始形成。“五服”是一个以王畿为中心，按照宗法血缘式的远近亲疏关系，由内向外推展的同心圆式的等次结构。其中甸、侯、宾三服大体相当于王畿与诸侯的封国，这个区域就是“华夏”的范畴，而要、荒二服，则是“蛮夷戎狄”的范围。后来，“五服”的观念被儒家所接受和继承，形成了儒家以天子为核心、以伦理等级为基本模型的天下秩序观。这种观念在先秦的儒家经典，如《尚书》《礼记》和《荀子》中都有所体现。 　　秦汉时期，尤其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随着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与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展和深化，一个庞大的、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开始确立。朝贡关系也就因此被视为中原王朝同周边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主要关系形式。这种关系虽然会随着中原王朝自身的兴衰而呈现出一种强弱不等的周期性波动，但总的来说，从秦汉直到明清，朝贡体系一直是古代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主导形态。 　　在制度层面上，中原王朝作为宗主，它的主要交往对象包括藩部、属国与一般交往者（国家、政权或部族）三个层次。前两者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较为密切，有“奉正朔、求册封、定名分”的政治关系，后者则主要以经济文化联系为主。然而，即使是在与存在密切关系的藩部与属国的交往过程中，中原王朝通常也并不直接干预其内部事务。比如，晚清时期，总理衙门在处理日朝之间的交涉纠纷中就曾明白指出：“朝鲜久隶中国，而政令则归其自理。其为中国所属，天下皆知，即其为自主之国，亦天下皆知。”[1]由此可见，在朝贡体系中，“为中国所属”和属国本身“为自主之国”是并行不悖的，两者之间并不是类似中央与地方的直接隶属关系，而是一种基于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父子君臣”关系：藩属通过向中原王朝的朝贡来表明臣服、友好和敬意，而中原王朝则通过册封、赏赐等手段确立自身的宗主地位。这种建立在“大义名分”基础上的关系对朝贡体系中的各方都有着重大的意义。中原王朝的统治者要通过“万邦来朝”的形式来彰显自身“德化来远”，以此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而通过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藩部与属国会从中原王朝的“厚往薄来”中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学习到先进的中原文化，获得中原王朝的安全保护。此后，通过接受册封和朝贡，藩部与属国的统治阶层也得以建立起自身对内和对外的政治合法性。对于朝贡国来说，“与中国朝廷交往可提高它们的声望。” [2]而日本学者则更加直言不讳：作为后进国而出现的日本，正是因为曾作为朝贡国进入了朝贡体系，才“在中华帝国的保护伞下实现了自立。” [3]由此可见，正是这种持续的相互需要，才使得朝贡体系能够维系千年之久。 　　17世纪中叶之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全世界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古老的中华文明与西方近代文明在远东地区正面相遇。面对这个来自遥远西方的陌生对手，此时作为朝贡体系中的宗主国的清王朝采取了双重策略：一方面，在局部和个案上，接受了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准则和做法，如雅克萨之战和《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另一方面，则在主观上继续坚持传统的朝贡体系，把西方殖民者意欲打开中国市场的外交行为，理解为荒远极西的夷狄由于受到大清帝国的“德化”的感召，而进行的“向化输诚”，试图将西方国家也纳入到这个体系中来，如三次以未携带贡物为由而被拒绝召见俄罗斯使臣[4]，再如对马嘎尔尼使团访华的处理等等，都是具体表现。 　　然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粉碎了清王朝“天朝上国”的迷梦，让大清帝国原本已经衰弱不堪的国力雪上加霜，并迫使清王朝不得不接受由西方列强制定的现代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更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