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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大众传媒对文学传播形态影响 　　摘 要：20世纪80年代后，大众传媒全面介入文学传播，全新“传播关系场”的形成致使文学形态发生重大变化。大众传媒弱化了早先文学的“精英性”，促使文学开始向大众化、文化消费的方向转型。彼时开始兴起的“张爱玲热”是传媒与文学复杂互动的集中表现。张爱玲文本的二次传播与诠释，很大程度反映了大众传媒对文学形态的影响。 　　关键词：文学传播；大众传媒；张爱玲热 　　 　　大众传媒诞生于商品经济背景下，以满足市场需求、消费群体兴趣为导向，其不仅是单纯的载体，更以媒介特性影响着文学传播形态，表现出“浅层化”“符号化”“泛娱乐化”等特点。 　　一、文本的“误读”与“浅化” 　　大众传媒对文学内涵的“误读”和“浅化”，在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中有颇为集中的体现。从本质上看，这是由传媒本身的特性决定的。 　　影视是以声画为主体的符号系统，其生成与传播，是对原文本文字符号的解码与再度编码。一方面，由于解码者与原作者的差异，解码过程可能出现“谬误”；另一方面，影视的图像表达直观性强，少了文字的“韵外之致”；再者，大众媒体以普通人为受众，注重通俗化，其对文学传播的介入将直接导致文学“阳春白雪”内涵的消解。 　　以《倾城之恋》为例，首先，从故事内容上看，原著以反讽的方式、冷峻的笔触讲述了一对世俗男女的情爱斗法，其结局是一段看似美满、实则凡俗残缺的婚姻故事： 　　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怅惘。 　　…… 　　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从整个故事来看，张爱玲以不动声色的叙述着力表现的是人性的自私冷漠、亲情爱情间的勾心算计，“整个故事是一曲对世俗世界爱情、亲情沦丧的无奈凄清的挽歌”。 　　然而同名电视剧以洋洋洒洒的36集，在白流苏与范柳原相遇之前增加了大量情节，甚至包括白流苏与唐一元的婚姻、范柳原与洪莲的初恋等，最后更是构造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范柳原深情地对流苏说：“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白流苏亦发出爱的誓言：“我和柳原的姻缘是因为整个城市的倾覆而获得的。我们在苦难中相知、相携，更相爱。我希望战争永远都消亡，希望我和柳原的爱情就像这个城市一样，永不摧毁！” 　　开头情节的增设，结尾直白而深情的对白，无疑“具化”了范白的爱情，却将无边的苍凉变成了“公主王子从此幸福生活在一起”的肤浅肥皂剧。 　　其次，从人物塑造上看，张爱玲一贯表现的都是没有大善大恶的普通小人物，具有极强的生活感。拿主要人物范柳原来说，张爱玲将其定义为“不过是个自私的男子”，其擅长风月，也渴求情爱，却不愿受婚姻的束缚，可以说是张氏心目中男性形象的典型代表。而电视剧中，却通过范柳原元与洪莲的爱情、与邱律师的交往、与白流苏的邂逅等场景将范柳原塑造成了一个对爱情忠贞不渝、对朋友两肋插刀、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加“痴情种子”，这无疑违背了张爱玲对男性的解读。 　　最后，从潜在内蕴上看，白流苏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女性在物质与精神上的依附。小说从白流苏的视角，描绘白公馆的破败与颓废，体现的是女性面对青春老去、生死更迭的失落与挣扎，是生命意识的彰显。而影视剧更多表现的仅是“完美爱情故事”“新旧生活方式冲突”等相对浅层的主题，可以说，影视剧版的《倾城之恋》虽极大地丰富了故事性，却也将一首苍凉的“挽歌”唱成了热闹的“赞歌”。 　　二、作者的“符号化”界定 　　忆起张爱玲，人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小资”，而这种“符号化”的界定，实则得益于大众传媒在传播过程中“以人造势”的议程设置。 　　出身名门的张爱玲不仅天生丽质，且善于衣着，其从内而外透露出的贵族气质与以讲究“情调”为特征的小资情愫不谋而合。在当时商业社会的背景下，在“消费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中产阶级神话被许多人所迷恋、所向往的双重背景下，张爱玲意外地满足了一些在物质上已经达到了好莱坞电影中‘标准的中产阶级生活’的人群，以及更多的物质上虽然不够但精神上却提前中产阶级起来的人群对‘中产阶级气质’的一种想象。” 　　故而，从最初进入大众视野，媒介即对张爱玲的走红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其抓住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大众向往“中产阶级生活”的心理，从张爱玲的传奇人生中提炼出“小资”因素，并加以放大和凸显，其将张爱玲冠之以“最后的贵族”等颇具雅致落寞情调的名号，成功地将张“符号化”。 　　《张爱玲典藏全集》（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10月）是张爱玲作品在内地第一次以全集的形式出版，14册封面以张爱玲的14张照片为背景，用略显发黄、粗糙的纸张营造出仿旧的效果，精致的装帧设计，书名“典藏”二字对文化品位的提升，均推动了张爱玲形象的建立。继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