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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基层选举 　　摘 要：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在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同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血缘关系网络为中心的宗族势力的恶性膨胀，姻缘关系网络嵌入血缘关系网络之中，社会资本的动员手段日益多样化，诸如通过金钱投资（买选票和换票）、请客送礼、利益承诺等方法拉拢选举人。为此，就需要不断提升社会资本存量，发展以信任、互惠和合作为核心的公民自组织。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发展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合力”，进而促进村庄整体的发展。 　　关键词：农村基层选举；社会资本；血缘关系网络；姻缘关系网络 　　中图分类号：D0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3-0098-06 　　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主要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四个方面。其中民主选举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只有民主选举搞好了，其他三方面才有可能搞好。但从对国内外有关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疏理中，我们发现，体现在以社会关系网络为载体的公共精神、公民意识和民间组织等维度上的社会资本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农村社会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本，然而附着在血缘和姻缘关系网络之中的社会资本往往并不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本文着重探讨了社会资本在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中的表现及其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不利影响，进而提出只有不断提升社会资本存量，发展以信任、互惠和合作为核心的公民自组织，才能形成发展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合力”，从而促进村庄整体的发展。 　　一、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及研究的缘起 　　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洛瑞从社会结构资源对经济活动影响的角度，首次提出了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个崭新的理论概念――社会资本。洛瑞虽然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但并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因而也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且指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或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1]布迪厄对社会资本概念作了社会学的解释，开创了社会学也能研究资本的先河，从而使社会学和经济学有了进行对话的可能。但是，这种解释仅仅将社会资本局限于网络这一种形式，缩小了社会资本这一范畴的理论内涵。在此基础上，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从学理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科尔曼从功能角度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资本是根据其功能定义的。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并非可以完全替代，只是对某些特殊的活动而言，它可以被替代。为某种行动提供便利条件的特定社会资本，对其他行动可能无用，甚至有害。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之中。”[2]但是，科尔曼从功能的角度来界定社会资本，如同用其结果给社会现象下定义一样，混淆了前项和后项。我们知道，不同的前项可能导致同样的结果，或者说，同样的前项在不同的条件下可能有不同的结果。遗憾的是，许多研究者都错误地认为，社会资本可以从其结果来理解，或者认为社会资本总是导致“生产性”结果，即社会资本总是起积极作用，而忽略了社会资本也会带来“破坏性”结果，即社会资本也会带来负面影响。 　　美国学者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正是持对科尔曼的批判态度来界定社会资本的。他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3]正是由于侧重于从网络的功能意义上界定社会资本的概念，波茨进而提出了消极的社会资本概念，他在总结这方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最近的研究至少已经指出了社会资本的四个消极后果：排斥圈外人；对团体内成员要求过多；限制个人自由以及用规范消除秀异。”[3]可见，提出消极社会资本的概念是波茨对社会资本理论的一大贡献。美国社会学教授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在总结科尔曼、波茨等人思想的基础上，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它们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关系是社会资本……；它是竞争成功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