掐断肿瘤“补给线”.docVIP

掐断肿瘤“补给线” 　　1月1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2012年国家科技进步奖颁奖仪式现场。 　　颁奖仪式开始。 　　来自第三军医大学的卞修武站起身，整了整军装，扶了扶军帽，深吸一口气，迈着一名军人特有的坚定步伐，走上领奖台。 　　此时，卞修武突然想起了实验室里那些“老朋友”。 　　“老朋友” 　　1986年，出身皖西农村的卞修武经过层层筛选，保送第三军医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导师是我国著名病理学家史景泉教授。 　　“别看这小子平时话少，但一提起科研就滔滔不绝。”史景泉说，“能吃苦，又能耐得住寂寞，这种人天生是块干科研的料！” 　　然而，入学不久，师徒之间就出现了分歧。 　　当时，史景泉带的研究生大多从事烧伤研究，这是第三军医大学当时实力最强的研究领域。 　　可卞修武却想将科研的主攻方向瞄准肿瘤。 　　“烧伤这块学术基础雄厚，更容易出成绩，你如果选择研究肿瘤，标本不多，方向不清，困难重重呀！”史景泉劝他。 　　面对导师的好心劝告，卞修武礼貌但又坚决地回答说：“肿瘤是病理学研究不能回避的领域，不能因为存在困难，我就逃避。” 　　见学生决心已下，史景泉尽管略感遗憾，但十分欣赏卞修武的勇气。 　　正如导师所言，一进入肿瘤这一全新的领域，卞修武就遇到了重重困难，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标本。 　　“标本不够，找！”卞修武开始行动。学校的病理学教研室没有现存标本，卞修武将目光投向第三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距离学校最近的西南医院，成为他收集标本的主战场。一有肿瘤标本送到病理科，他就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打交道”的机会。 　　固定，脱水，浸蜡，包埋，切片，染色……对于每一块肿瘤组织，卞修武都会像对待宝贝一样，小心翼翼地处理。碰上一块典型的肿瘤组织病理切片，他会爱不释手，恨不得通过显微镜把它看个一清二楚。通过日积月累，如今的西南医院病理科已经保存上百万张病理组织标本。 　　这些标本，既是卞修武研究的对象，也成为他特殊的“朋友”，他希望通过这些“老朋友”，去探寻肿瘤生成的蛛丝马迹。 　　“在各类肿瘤中，数恶性脑胶质瘤最为顽固，特别容易复发，就像韭菜一样，割掉了还会再长……”擒贼先擒王，卞修武决定拿脑胶质瘤“开刀”。 　　在长期随访恶性脑胶质瘤患者的过程中，卞修武发现一个奇怪现象：“有一些患者并没有出现复发，手术后恢复很好，活上十年都没问题。”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不会有完全相同的两个肿瘤。“即使是同一种肿瘤，它们之间也存在不同之处，那会是什么呢？”面对“老朋友”――显微镜下的病理组织切片，卞修武陷入了思考。 　　搜寻肿瘤的血管 　　1991年，第三军医大学图书馆。 　　阅览室一角，正在寻找博士研究课题方向的卞修武静静地坐着，埋着头，皱着眉，全身纹丝不动――除了眼球。 　　他捧着一篇医学论文，双手已微微出汗。 　　论文题目下面印着作者姓名和单位：“弗克曼，美国哈佛大学。” 　　三个多小时里，卞修武将这篇论文读了三遍。 　　论文中，弗克曼提出一条肿瘤治疗的新思路：减少肿瘤血管生成，“饿死”肿瘤细胞。 　　“这个思路很有道理！”但细看论文发表的时间，是在1971年。“20年前提出的理论，对现在还有多少意义？”卞修武有点拿捏不准。他决定仔细研究这一理论的应用成果。果不其然，20年间，根据弗克曼“饿死肿瘤”理论开发的抗肿瘤血管生成药物，临床用药效果并不好。 　　“问题出在哪里？”在实验室里，卞修武又习惯性地找到他的“老朋友”――肿瘤切片，希望从它们身上找到答案。 　　“血管？没错，问题一定出在血管上。”显微镜下的病理切片上，与肿瘤细胞交织在一起的形态各异的血管，让卞修武恍然大悟，“20年来，大家都关注肿瘤细胞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血管，研究的方向是如何抑制血管生长，但恰恰没有深入到肿瘤血管的内部，去研究那些血管有何不同，为什么不同……” 　　“此后，我就专心做一件事情，研究肿瘤里面的血管。”卞修武回忆说。 　　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实验室，显微镜下，病理切片上，血管，血管，还是血管……五万多张肿瘤标本石蜡切片，被卞修武放在显微镜下，逐一分析。通过对这些“老朋友”的深入了解，卞修武终于有了发现：“八种，肿瘤微血管有八种不同类型！” 　　“小子，从1991年到1995年，你都是一个人在做，不容易呀。”卞修武的研究初步取得突破后，一直关注并支持他的史景泉称赞道。 　　“没事，我不累，况且我也没感到寂寞！”卞修武拍了拍显微镜说，“我的朋友可不少呢。” 　　史景泉忍不住笑出声来。 　　“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对父母尽到孝道。”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父母相继去世，成为卞修武此生最大的遗憾。 　　由于选择的课题难度大，又是基础研究，卞修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获得任何奖项。 　　为了深入研究肿瘤血管的奥秘，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卞修武组建了科研团队，他们利用手头的标本，组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