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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洁若走出“萧乾夫人”光环翻译家 　　2012年12月6日，中国翻译协会授予八十五岁的文洁若女士“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文洁若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精通日语、英语，曾任职于三联书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校订过一百五十余部、三千余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她还翻译了十四部长篇小说、十八部中篇小说、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以及与萧乾合译的《尤利西斯》等，计近千万字。文洁若还著有长篇纪实文学《萧乾与文洁若》《我与萧乾》，随笔集《旅人的绿洲》（合集），散文集《梦之谷奇遇》《风雨忆故人》，评论集《文学姻缘》等。 　　文洁若的另一个身份是萧乾先生的夫人。丈夫在世时，文洁若总是被介绍为“萧乾夫人”，笼罩在萧乾的光环之下。这一次，一向在幕后的耕耘者，终于走到台前，走入人们的视野。 　　“我的乐趣就是看书、写书、翻译书” 　　2011年4月某个春日的午后，我到鲁迅博物馆参加赵蘅《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新闻发布会。与会嘉宾中有一位女士，穿着灰色长裙和绿色白领毛衣，看年纪已是老年人，但精神矍铄，染着棕色短发，短筒靴透出时尚。主持人介绍说，这是文洁若女士，萧乾先生的夫人。那段时间我正在读海伦?斯诺的《续西行漫记》，书尾附录正是萧乾撰写的《海伦?斯诺访谈录》。我很想了解萧乾与斯诺夫妇之间的跨国友谊，于是就在发布会仪式结束后，走上前去与文老搭讪。 　　自我介绍后，文老主动提出交换名片。这是一张复印的、字迹不甚清晰的名片。她说：“抱歉，名片都用完了，只有复印的。”后来我在网上查找文老的资料时发现，老人生活一直很节俭，名片用完来不及印，常用复印件代替。 　　2011年11月，我准备登门拜访文老。电话打过去，她热情、亲切、清脆的声音，让人实在无法想象这是位八十四岁的老人。我问：“给您带点什么？”就像去看望自家的老人。她说：“这两天地沟油的新闻太可怕了，方便就带瓶橄榄油，小瓶简装的，我一个人吃得很少，过度包装也太浪费。” 　　文老的三个孩子如今都在国外，萧乾去世以后，她独自居住在位于北京闹市区的一套单元楼房里，是名副其实的“空巢老人”。文家的大门上挂着一张牌子，文老在电话里说：“按一下门铃就听见了，不用多按。人不在家会挂上牌子的。”看得出，老人怕闹喜静。果然，按一下门铃，里面就传来了应答声。 　　开门的是文老，拿着拴着蓝带子的钥匙，穿着厚厚的毛衣和棉裤。她正在给人题写斋名，桌子上放着一张墨迹未干的“问天斋”三个大字。怕墨迹沾染上衣服，她还戴着套袖。 　　屋子里寒气很重，我问：“这屋怎么这么冷，没有暖气吗？”文老说：“昨天已经向有关部门反映过了。”我上前摸了一下暖气，不热。文老说：“这就行了，说明昨天的反映管用了。甭再找他们了，怪麻烦的。”文老看看我身上的衣服，关切地问：“你冷不冷？外衣就不要脱了，咱们还是到阳面屋里聊吧！” 　　阳面屋不足十米，是文老的卧室兼工作室。靠墙是张大床，堆满了衣服。临窗的小桌上放着一盏台灯，桌面上被资料、稿纸、文具挤得满满的。几本厚厚的字典，包着的牛皮纸封皮已经剥落，可能是翻阅太多，显得有点儿旧。橡皮、铅笔、胶水、剪子、印章散落在一旁。椅背上搭着一件老旧的皮袄，大概是写作时御寒用的。桌子上还有一沓稿纸，文老正在翻译一部新作，每个字都写得那么工整。 　　我问她在翻译谁的作品，她说：“谷琦润一郎的《黑白》，十二万字。你不了解谷琦吧？我20世纪60年代就介绍过他。你等一下，我给你去找。” 　　屋子里着实凌乱，资料和照片都放在用过的月饼盒里。独居的文老没有请钟点工，家务都是自己做。她每天至少有八个小时是在那张小桌前度过的，所以生活被压缩到最简。她说：“人多，闹，怎么工作啊。别看家里乱，但东西我自己不费事都能找到。孩子们在国外，接我去，我两次去美国看儿孙，但还是觉得自己的祖国好。在这里可以工作，可以翻译、出书。” 　　文老像变戏法一样，不知从哪儿翻出一本泛黄的旧杂志，是1964年出版的《外国文学新作提要》，首篇正是文老写的《谷琦润一郎和他的两部作品》。文老又拿出几本新书，说是送给我的。她问我爱人的名字，执意要把两个人的名字都写上，缀以“贤伉俪惠正”，还分别盖上“萧乾”和“文洁若”的名章。对自己的另一半如此尊重，这让我很感慨。随后，我请文老题词，她想了想，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录萧乾名言与守华小友共勉”两句话，接着又写了一句“事在人为 ”。她说：“后面这句是我自己的话，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我在电话里曾对文老说，想采访萧乾和斯诺的故事。这时，她搬出一堆事先准备好的书，上面都夹着纸条，她对我说有关萧乾和斯诺的内容都查出来了，可以把书拿回去看，一共九本。我发现，其中一本夹着一张刚刚印好、设计精美的文老自己的名片。我心里一热，眼睛都有些湿润了――让八十四岁的老人这么费事地给我找材料，怎么过意得去？文老却说：“宣传萧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