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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农场“中产特供”理想与现实 　　在珠海市市委书记李嘉参观过后，邹子龙与他所创办的绿手指农场（下称“绿手指”）受到外界的强烈关注。 　　邹子龙认为这些关注是好事，“或许能够帮助推广CSA模式，推动社会对农业、对农民的再认知”。 　　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即社区支持农业，是近几年在食品安全危机背景下，由国外引进，在全国大中城市逐渐兴起的一种新型农场运营模式。在该模式下，城市居民与农场签订份额订购协议，并预付款项，由农场定期提供生态型食材，两者间由此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风险共担的关系。由于农场提供的食材价格较高，服务对象为城市中高收入人群，因而这一模式又被称为“中产特供”。 　　绿手指便是CSA模式的新型城市农场。 　　如今，CSA农场已经在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的郊区实质存在。而其数量，由于更替速度过快，每年都有许多农场成立与倒闭，并未有机构做出过准确统计。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大多数CSA农场的运作都困难重重，处在惨淡经营之中。 　　绿手指无疑是幸运的，进入经营期的第三年后，就逐渐实现了收支平衡。 　　引发政府关注 　　5月13日下午，太阳很猛。绿手指创办者邹子龙、合伙人钟倩琳与几名农业工人正在农场里采摘蔬菜瓜果。 　　农场主邹子龙，2011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研究生。他的另外两名合伙人，妻子陈弈好和研究生同学钟倩琳都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名校毕业生的身份是绿手指受到外界关注的原因之一。 　　两年前，邹子龙等三人承包了珠海市三灶镇榄坑村后山上的这片山地。如今，在已经开垦的80亩菜地上，种着甜麦菜、茄子、南瓜、红苋菜、葫芦瓜等十多种蔬菜瓜果。此外，他们还养了29头黄牛、50余头猪，以及各种禽类。 　　5月13日这一天，从采摘，到把堆放在路边的蔬果都装上车，再运送到村里的库房，已经是晚上8点多。但在休息前，邹子龙他们还必须把这些蔬果进行分拣、称量、包装，以便在第二天早上送到80公里外的珠海市区。他们自己有一辆小货车用于送货。 　　如今，绿手指已经有了70多个定制份额客户。绿手指与这些客户签订的认购合同约定，客户按要求预先付清款项，农场则每星期给他们送两次货，“大份”的蔬菜每份9斤，全年费用为5140元；“小份”的6斤，全年3440元。合同特别注明，“如果遇上台风、雨涝等天灾，可适当减免蔬菜供应量。” 　　进入2013年，绿手指引起了珠海市政府的注意。年初，珠海市市委政策研究室撰写的一份关于绿手指的报告，被呈交至珠海市市委书记李嘉的桌上。报告认为，绿手指为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毕业生所创办，属于应该鼓励并宣传的“大学生创业范畴”。同时，三名年轻的创始人中两名均为24岁的年轻女孩，属于“妇女自主创业”，应给予扶持。 　　上述报告的背景，是年初中央政府在中央1号文件中首次提出了“新型农业农民”、“家庭农场”的概念。这，成为各省市政策研究室关注的重点。 　　4月22日，绿手指的三位合伙人收到珠海市政府的座谈会邀请。5月5日，李嘉参观了绿手指。 　　渴望获得健康食材 　　CSA理念1970年代起源于瑞士，之后逐渐在欧美日兴起。本世纪初，我国一些NGO组织以环保、支农扶农的名义将CSA农场引入国内。但直到2008年，由于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的成功，这一模式才开始在国内得到推广。 　　如今，国内比较有名的CSA农场有深圳艾维塔农场、上海青蓝耕读合作社、柳州爱农会、成都久天家庭农场等。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类CSA农场的创办者大多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有的甚至是“海归”。比如广州丹升农场的创办人陈忠亮原为7-ELEVEN便利连锁中国公司创始人之一，广州福地生态农场的创办人唐棠则是海外留学生。 　　“我和我丈夫创办丹升农场，是想着为更多人提供健康的食材，没有农药的蔬菜与大米，给后人留下一片没被污染的耕地。”广州丹升农场的李滨江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广州“城乡汇”，一个一直致力于在珠三角地区推广CSA模式的NGO组织，其干事黄义对本报记者说，在CSA理念中，除了倡导有机种植外，还有教育、文化上的功能―让城市里的人更亲近土地，认识粮食与蔬菜的来源。 　　可以说，CSA农场在中国的出现与传播具有一种天然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理想除了“让更多人吃上健康的食材”外，还有另一层含义：改变农民与农业的社会地位。 　　CSA农场的大多数创办者认为，在我国现有语境下，农民与农业是“低下”的，农产品价格偏低，城乡割裂；而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愈趋严重。他们希望这些能得到改变，希望人们可以从经营良好的CSA农场上看到，农业是可以挣钱的，农民是可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的。 　　因而，每一位CSA农场的创办者在最初都有着美好的愿景，他们认为，尽管农场提供的有机食材价格偏高，但对于中国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