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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公共选择视角纳税遵从研究 　　摘 要：公共选择与纳税行为密不可分。公共选择的性质与效果可以反映出纳税遵从有效性。从政府管制、集体行动逻辑、“全体一致同意原则”看纳税遵从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文章就此通过比较方法展开深入研究。 　　关键词：公共选择；纳税遵从；契约理论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3） 24-0000-01 　　一、前言 　　18-19世纪，数学家对投票问题达到一定水平，对投票悖论的研究更是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逐渐产生了公共选择理论。其中公共选择受到启蒙思想家的契约理论的影响较为深远和直接。纳税行为本身属于契约的一种，是一共公共行为。纳税遵从的效果如何可以从公共选择的视角进行深入比较研究和分析。 　　二、从政府管制看纳税遵从 　　在政府管制理论上取得较大成就的是著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他也就此在公共选择理论上做出了重大贡献。政府管制是一个政治过程。政治决策过程不能排除与该决策利益无关的投票人，政治过程不允许按利益相关程度、有关知识的储备程度来决定个人或集团是否参与或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决策。在对税制好坏的表决上，有许多信息要收集，而收集信息需要很高的成本，这些信息有时与投票人或决策者并无太大关联，所以投票人在决策时，对许多涉税情况都不很了解，那么他们所表达的偏好自然也不会精确，甚至是相反。政治过程会自动地允许有势力的局外人参与决策。许多对税收不在行的人可能也会对税制设计与税制表决指指点点，因此，税制安排是各种完全不同力量的混合物，难以测度且处在不断的、无法预料的变动之中。既然是公共选择，自然就包含民主决策的过程，管制也要突出对民主的尊重。而民主决策必须包括所有人，并不仅仅是和该决策有关的人士。这样的政治决策渠道会使税制设计粗略化、抽象化。而且，对税制拥有表决权的投票人极不愿意花费时间和金钱去充分了解他所投下的一票会发生多大作用。因为一个人的投票结果对最终的政策制定影响甚微。在这种情形下制定出来的税收法规制度自然在操作性和实用性上要大打折扣，从而导致纳税人不按正常程序办理涉税事项。因此，要提高民主参与的有效性，必然需要在政府管制下健全信息传导机制，使财政收支信息进一步公开、透明。 　　三、从集体行动逻辑看纳税遵从 　　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还有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而最重要的就体现在他对集体行动逻辑的分析方面。奥尔森围绕着“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集团，都有进一步追求扩大这种集团利益的倾向吗？”这样的一个命题展开深入分析，并最终得出“不一定”这样一个答案。沿着他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几点结论：个人在集团中所获得的收益，可能与他对集团状况的改善所付出的成本不相称。现实中的集团收益具有公共性，这样的性质特征导致集团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得到同样的受益，而不论他是否付出代价。这时，“搭便车”的问题便出现了。集团规模越大，分享收益的人越多，为集体利益而奔波活动的个人所分享的份额就越少。因此，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总是会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游走，以期获得最大收益。那么作为广大纳税人，也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正是因为集团过大，个人分享收益的份额少而难以量化，因而对税制改革的推动力度就有限。换言之，利益集团的规模又扩大了，那么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增加了。因此，推动纳税遵从的制度建设不仅仅是纳税人的责任，也是广大税务工作者的责任，更是政府的责任。在纳税遵从中，要解决的问题是遵从的动力、遵从的激励，即解决利益集团间的冲突问题。解决的办法应该是根据贡献的不同给其成员以不同奖惩，以推动集团目标的实现。利益集团的冲突问题涉及的是多个利益集团问题。小集团由于人员人数少，容易通过谈判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得到统一，因此，小集团比大集团更易组织起集体行动。 　　四、从“全体一致同意原则”看纳税遵从 　　强制一般要通过惩罚以改变当事人的不服从做法。税收是有强制性的，纳税遵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就是对强制的自愿接受。政府也不是惟一可以实施强制的机构，因为集团内部的有效威胁也是一种有效的强制。但纳税人总是希望自己的个人意愿得到充分的尊重。因为纳税人之间存在互相牵制，对各自的行业税负有一定的评判。如果某些纳税人通过偷逃税款带来竞争上的不公平，其余的纳税人在效仿不成的情形下，可能会采取举报等形式给予揭露。 　　纳税人接受政府的税制安排，但对于损害自己利益的公共支出项目拥有否决权。由于税收涉及的领域较广，规范纳税遵从的责任应交给政府，那么政府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最佳的强制机构。不过，人们最初依赖政府并非寻求强制，人们只是希望政府能够成为一个有效的组织、协调和仲裁机构，以保证实现各方合作。“全体一致同意原则”是由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提出并拓展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