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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基本观念研究内在理路与当代意义 　　今天的学术研究给研究古代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价值立场。我们可以通过今天的古代文论研究对古人提出一些问题，很多古人的价值立场表达很明确，政教是价值的核心所在，但古人真的不把文艺和文艺批评当回事么？在他们生命世界里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价值的，这些都值得反省和重估。古代文论是古人讲自己对创作的经验、理解，今人讲文论是面对他者，看到的是别人的，容易当成封闭自足的理论系统，容易过度诠释。脱离文学、理论互动，就失去了理解问题的方法。另外，当代研究文学的人按照西学的理论价值体系来重新搭建古代文论的谱系，这个东西和古人原貌有多大距离？但是离开了西学，我们无法研究问题，有失语的可能。怎么回到古代文学切近的立场，怎么保留独立的价值评判意识？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目前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是评判中国古代文论史系列基本观念的内在理路，同时以此类研究的思路与结论为基础，探寻古代文论向当代文学批评资源积极转化的可能性。 　　对中国古代文论现象的考察，可分解成以时段、批评家、批评文献等细节问题为核心的诸多个案。但归根结底，欲对古代文论的核心特性与当代意义作出举一反三、一针见血的把握，关键仍在于捕捉文论史上几种最为基本的理论批评观念。这种以细节研究为基础的核心问题研究，具有微观与宏观结合的特征，适合在有计划的长期研究过程中充分展开。考察这些基本观念，需要以当下研究成果为基础，选择恰当的方法和切入点；不在于面面俱到地罗列知识，而在于抓住当代相关研究可能有所欠缺的角度和思路，将问题研究转向深化。 　　古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多具有“开放”与“封闭”两重特征。“开放”是指其内蕴及问题意识往往具有超越时间限制的普遍意义，足以对后世文艺活动形成长久的启发；其既有内容也将在阐释、反省过程中不断丰富，成为新时代文论的组成部分。“封闭”则指这类观念同时也是既成事实的历史现象，往往生长在特定的古代文化土壤中，其形成、意蕴均有独特的内在理路及相应得失，不能用当代观念、西学观念任意置换。在有关古代文论基本观念的研究上，我们今天已所获良多；不过，对上述特征缺乏足够估计的情况，恐怕也是长期存在的。这样，部分研究未免出现了“代古人立言”的倾向，在系统化梳理古代文论观念并开掘其意义的同时，淡化甚至淹没了对古人自身理路的自觉探寻，也遮蔽了其内部存在的复杂问题。尽管任何研究都不可能避免当代思路的介入，但尽可能对上述二特征的界限保持警醒，却也是必要的。这样，我们庶几可尽量保证一方面相对冷静地还原古代文论重要现象的原貌，而不是“六经注我”甚至取而代之；另一方面则与这些既有形态建立对话关系，尽量通过理性反思，而不是通过过度诠释，来保持其在当代批评中仍可能具有的活力。 　　笔者之所以倾向于选择“观念”而非“概念”、“范畴”作为研究对象，仍是为了尽量切合古代文论的原始情境。以界定严密的概念、范畴辨名析理，是西学之长，但并非古代文论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常态。古人在思考、研究文论问题时，具有明确的、稳定的问题意识与相应观念，但对概念、范畴的使用，则具有相对的随意性。或者说，他们对很多重要理论问题的思考，并不是以西学法则作为起点和展开方式的。因此，相关研究内容固然会涉及概念、范畴问题，但将考察的中心落实于“观念”或许更显妥当。这样是为了力避在问题开始时即以西律中，置换古人的思维方式及问题意识。那么，如何沿上述思路进入具体研究呢？笔者试图针对古代文论史上的五种基本观念，简单谈谈自己对相关问题的粗浅理解。 　　一、物感观――“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离与合 　　就基本意义而言，物感，是古代文论中阐释文学发生缘由的观念。其要义是将文学活动的起源定位于物感现象，即人心与外物的适然相逢、相感。此观念中，狭义的“物”，指与人相对的自然之物；广义的“物”，则也可包含感发人心的诸般人间活动。一般地说，将“物感”视为创作必然起点，是得到古代文人普遍认可的。这既与“自然”、“真”等价值理想合节合拍，也典型地体现出古代文论不同于西方文论“反映论”、“模仿说”的独特内蕴。而笔者着重关注的则是：在古代文论的具体情境中，对物感的理解与判断，其实存在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肯定物感现象存在的事实，但并不肯定其天然地具有价值意义。这便体现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不同一性。这类论者对物感的价值限定有些是显性的，有些是隐性的。他们将相关限度或定位于政教层面，或定位于审美典范层面，或二者兼而有之。归根结底，其观念与立足于个性情感的自由创造说存在差别。这便在事实上形成了与“自然”、“真”原则的冲突。另一种类型则是，肯定物感现象存在的事实，同时认定该存在本身即具备充分的价值意义。这便体现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同一性。此类论者有些并不否认政教内容或特定审美典范存在的意义，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