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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善变原因新论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他不仅以著述众多而闻名，更以善于变化而著称。后人研究梁启超“善变”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即“善变”的原因，“善变”中的不变因素，“善变”的评价。而“善变”原因也是当代学者研究的重点，在这个方面，学者主要是从他的性格特征和当时社会的客观情况来论述其“善变”之因，忽视了梁启超作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近代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对他的善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传统士大夫的自省意识是其善变的主观原因，自信心是其善变的精神保障，强烈责任意识是其善变的精神动力，对“势”的对抗是梁启超“善变”的客观原因。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善变；自省；自信；责任意识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6)05―0080―07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他不仅以著述众多而闻名，更以善于变化而著称。”如果说“著述众多”使他闻名遐迩，他的“善变”则使他倍受争议。与他同时代的不少人看到了他“善变”的特点，大多是对其善变进行批评，如康有为就批评他“流质易变”，孙中山指斥他“忽言革命，忽言破坏”，“一人持二说，首鼠两端”；章太炎说他：“始言革命，终言立宪，浮夸转变”；《民报》载文痛斥其为：“蝙蝠名士，反复小人”；他的挚友黄遵宪也责怪他“言屡易端，难于见信”；严复也指出他屡易宗旨，“种祸无穷”，是亡清的罪人。当代学者则以更加客观的态度，对其“善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褒贬不一。总的来说，目前学术界大多对他的“善变”进行肯定，认为他的“善变”是功大于过，是梁启超的特色，是他的过人之处，称他为“善变的豪杰”，有些人甚至称他为“变化多端的自由主义大师”，这未免有点矫枉过正。 　　当代学者研究梁启超“善变”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即“善变”的过程(包括变与不变)，“善变”中的原因，“善变”的评价。目前关于“善变”过程的研究最为丰富，成果丰硕，如李华兴在《近代中国的风云与梁启超的变幻》一文中就总结出了梁启超一生中的十次变化，而其他学者则分别从其思想中各个方面(如自由思想，宪政思想，民族主义思想，报刊思想，文化观，科学观，史学观等)的变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较为透彻，成果颇为丰富。 　　“善变”原因是当代学者研究的重点，在这个方面，当代学者主要是从他的性格特征和当时社会的客观情况来论述其“善变”之因。如黄坤就认为主要是因为“个人的才性气习”和“承认现实，维护现状的原则”促成了他的多变，吴爱萍则从其“治学态度和理论源流”和“时代主题”这两个主客观因素来论述。无疑这些研究成果都能自圆其说，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有一个缺陷，就是过于注重客观实际对其多变的影响，而很少关注他的内心的意愿。外部原因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内心欲变的动力，梁启超对于自己的善变也不会那么主动和自信，正如某些学者所说的，梁启超多变，“首先在于他愿意变”。那他为什么愿意变呢?这是目前学术界研究较为薄弱的地方。笔者认为，梁启超多变的原因主要是他内心强烈的士大夫精神。作为一个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文人，正是他内心深处强烈的“士”的精神驱使他一生中“屡变屡迁”，为了国家人民，为了救亡图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善变”则是中国传统“士”的一个鲜明特征，梁启超的“善变”是“士”的精神在国家危难时刻的集中体现。而“变通精神”、“才性气习”、“时代主题”等说法均是“士”精神的浅层次体现。探讨梁启超“善变”的原因首先应将他作为一个“士”来考察。从此人手，找出“士”的精神与“善变”的重合之处，也就是梁启超“善变”的根本原因。 　　梁启超“善变”究竟体现了“士”的什么精神呢?我们必须从士的定义和特征说起。 　　在《说文解字》中，对“士”的解释是：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在汉语大词典中的解释是“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儒生，泛指知识阶层”。士最早出现于春秋，是“春秋社会大动乱中从各社会等级游离出来的人组成的新的社会阶层。”余英时将其解释为“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 　　一般来说，士，主要可以分为儒士和侠士，儒士主要指的是以信奉儒家精神为代表的知识阶层组成，孔子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士，到了汉朝董仲舒“独尊儒术”时期，儒家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到了宋朝，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士阶层进一步壮大，成为社会上一股重要力量，影响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到了明清，受文字狱的影响，士阶层开始衰落，到了晚清，士开始转化为近代知识分子。侠士，亦称武士，最早也是产生在春秋时期，主要是指周游列国、游说诸侯的策士，以苏秦、张仪为代表。多数学者认为经过春秋战国时期激烈的社会变动，武士开始消亡，转化为文士，与儒士合流。 　　到了近代，中国古代的“士”转化为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