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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赜钩玄含英咀华 　　佛寺乃佛教传入中国后建立的宗教活动场所，乃佛、法、僧“三宝”得以存在和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寄托宗教情怀的重要媒介。两千余年来，在无数信众乃至国家政权的支持下，究竟建立过多少佛寺，可能是很难统计清楚的。在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长期磨合的过程中，佛寺的功能逐渐增加，它不仅仅是僧人居住、生活之地，而兼有游览、教育等诸多功能。由于寺院多建在山水幽胜之地，成为一般士大夫和民众阶层登临观赏之地，古代很多文人在佛寺中读书修业，佛寺之建筑、雕塑、绘画等乃中印文化相结合之产物，集中体现着中国佛教超然的审美精神。可以说，佛寺是沟通世俗与超俗、宗教与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是一道美妙独特的人文景观。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战争、动乱、自然灾害等的影响，宋代之前的佛寺目前存世的已经不多，但它们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它们在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很多佛寺，几经变迁、更替，其源流、沿革变得非常复杂，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这就需要从大量的历史文献中去查考，这是一个既有意义又有难度的工作。最近读到的西北大学李芳民先生所著《唐五代佛寺辑考》(商务印书馆，2006年7月版，以下简称《辑考》)一书正是这样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通观全书，在唐五代佛寺的汇释和考证方面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堪称一部既有很强学术性，又有很好实用性、工具性的著作。 　　1　考订缜密，辨析精审《辑考》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它对于散见于各种文献中的佛寺作出精细的挖掘、考订工作，是迄今为止对唐五代佛寺最为系统、全面的研究。这表现在：其一，根据唐代行政区划，将数以千计的佛寺一一考订出具体位置，并作出分门别类的梳理，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工作。这是因为历史文献对某些佛寺的记载，在地理位置、创建时间、历史沿革等方面往往比较模糊，这就需要在资料排比、鉴别的基础上作出某些考订才能够得出确切的结论，或者纠正旧史记载的某些错误。这样的例子在书中随处可见。比如，第34页“仙游寺”条，先引宋敏求《长安志》之说，谓“在县东三十里，唐咸通七年置。”其他史志皆据此将仙游寺创建时间定为咸通七年。接下来举出《全唐诗》卷一五三载有李华的《仙游寺》诗，指出“诸志所载置寺时间与李华时代不合。”然后，又以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二《西京大禅定道场释童真传》的记载与李华诗相印证，认为，《续高僧传》的记载与李华诗相合，由此可以证明：仙游寺最迟在隋仁寿元年已存在，《长安志》等所载置寺时间误。同时，又举出白居易《仙游寺独宿》等作品，并以诗意证明白居易与李华所谓仙游寺指同一寺，更加证明《长安志》等记载有误。按，据《全唐诗》卷一百九十八，岑参亦有《冬夜宿仙游寺南凉堂，呈谦道人》诗，皆指同一寺，由此可见，《辑考》对于“仙游寺”的解释是非常正确的，对于确定很多唐代诗文的创造时地是有帮助的。 　　对同名异寺与同寺异名的考订辨证，是该书着力的两个方面。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加上历史变迁等原因，经常会出现同一个佛寺可能有不同的名称，或者同一个名称而指不同佛寺的情况发生。如果仅仅见其名便遽然得出结论，可能导致时地方面的判断错误。例如广州光孝寺在今日非常有名，据《辑考》，唐代有五座寺院皆名光孝寺，分别座落于建州、永州、邵州、韶州和梧州。假如不是《辑考》作出这种辨析，那么一般人看到唐代文献中的“光孝寺”，很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指的是今日广州光孝寺。同理，同一座寺院，可能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名称。比如查找《辑考》可知，今日广州光孝寺，在唐代寺名“王园寺”，并举刘言史诗等为证(第281页)，这样从历史沿革上严谨辨析寺名的演变，对于我们考察某些具体的史实是很有价值和帮助的。又据第122页“悯忠寺”条知，其寺址即今日北京法源寺，唐人于悯忠寺所留文献颇多，后人亦有辨析。如清人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一载：“南城在今城西南，唐幽州藩镇城及金辽故都城也。隋之天宁寺旧在城中，今在城外矣。悯忠寺有唐景福元年重藏舍利记，其铭曰：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悯忠寺旧在城中，今在城外僻境矣。”可以印证此寺之沿革。又如第138页“天皇寺”条，对该寺异名作出细致考证，指出唐代文献中之“天王寺”即指该寺，令人信服。唯所引文献据《乾隆一统志》、《嘉庆一统志》，不如迳引唐人李亢《独异志》卷上的记载：“梁张僧繇善画，为吴兴太守。武帝每思诸王在外藩者，即令僧繇乘传往写其貌，如对其面。尝于江陵天皇寺画佛并仲尼及十哲，帝曰：‘释门之内画此，何也’对曰：‘异日赖之。’至后周焚灭佛教，以此殿有儒圣，独不焚之。” 　　2　资料丰富，视野开阔如前所述，《辑考》在文献上不拘泥于一般的史志、佛志，尽管这些仍然是《辑考》的重要依据，而是尽可能从唐人所留文献中进行勾稽，引用了不少出自唐人诗文、小说中的例证，这种不拘一格的开阔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