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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人说明义务与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逻辑关系分析 　　摘要：《保险法》第17条第2款规定了保险人在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时对格式免责条款进行“明确说明”的义务，并规定了保险人未尽此义务的法律后果――“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各方对于保险人说明义务与免责条款最终效力的逻辑关系问题存在诸多争议。2013年《〈保险法〉法释（二）》的出台并未能使该问题得以彻底明晰。文章基于兼顾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视角，提出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履行与否并非是认定免责条款效力的最终依据，而应通过对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和对免责条款内容公正性审查相结合的方式来最终确定。 　　关键词：保险合同；格式免责条款；说明义务；效力认定 　　保险纠纷中，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对于保险人的赔付责任及赔付数额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是纠纷双方最为常见的争议焦点。学者曾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年复查的1 000余件保险纠纷案件为分析样本考察保险纠纷争议焦点的分布情况发现，以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为争议焦点的案件占比约为60%。足见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认定对于纠纷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影响之卓著。 　　我国《保险法》有关保险合同格式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规则被规定在第17条第2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以上法律规则确立了保险人对于格式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并规定了保险人不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法律后果――“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该条文的立法意旨在于敦促保险人在保险营销中就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内容向投保方进行明确的提示和说明，使作为非格式合同提供方投保人能够充分了解条款内容、在不存在误解的情况下订立保险合同。然而，审判实务中，该条款的法律适用仍存在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关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与免责条款效力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是其中之一。 　　一、 问题的提出：如何认定保险人说明义务与免责条款效力的逻辑关系？ 　　根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人对于免除其责任的条款未作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在法律适用中，应如何理解“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的含义？是否保险人一旦未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即导致免责条款“无效”；反之，若保险人尽到明确说明义务，是否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便“有效”？笔者通过考察从北大法意中收集的大量保险纠纷案件裁判文书发现，不仅纠纷双方当事人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颇为混乱；司法裁判中，法官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导致相似案情的裁判结果迥异，严重危害司法的公正与权威。保险诉讼中，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等同于“无效”的观点频繁地被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提出，无论何种性质的免责条款，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均以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义务而主张免责条款无效。在举证责任由保险人承担的情况下，若保险人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尽到明确说明义务，有些判例便支持被保险人的主张。这导致一些法定免责条款也因为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履行的瑕疵而丧失效力。如在车险合同领域，保险人因未对“投保人醉酒驾车保险人免责的条款”进行明确说明而败诉的报道屡见报端。而在另一些情形下，一些被投保人视为霸王条款的免责条款又经常因为保险人已尽到明确说明义务而被判决有效，如车辆损失险中的“无责不赔”、“高保低赔”等条款。 　　这些裁判结果不禁引人质疑：法律明文规定的规则仅仅因保险人未进行说明便归于无效，这是否与法律的普遍约束力原则相违背？而另一些显失公平的免责条款仅因为保险人对此充分说明法院即承认其效力，是否又有违法律的公平正义？应如何正确理解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与免责条款效力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的合理答案不仅可为司法裁判提供借鉴，也有助于保护投保人的利益及帮助保险公司规范保险合同条款设计、减少诉累。 　　二、 2013年《〈保险法〉法释（二）》给出的答案及留下的悬念 　　2013年3月，最高院出台了《〈保险法〉法释（二）》（以下称“《法释（二）》）”，对这些问题给出了部分答案。《法释（二）》第9条第1款和第2款用正面定义与反向排除相结合的方式界定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范围：“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因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不属于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此外，对于法定免责条款与说明义务的关系问题，《法释（二）》第10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