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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前沿进展 　　摘要： 一、引言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国际直接投资规模快速发展，其年度流量规模从2005年的12701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17622亿美元，十年间增长了387%。在此十年中，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年度流量从2005年的638亿美元增长至2015年的12627亿美元，十年间接近翻了一番；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度流量规模也由2007年的2651亿美元增长至2015年的14567亿美元，八年间共增长了450%，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07%，并于2015年成为资本净流出国与世界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 　　与此同时，我国学界对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发展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近十年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发展的前沿动向。例如程新章（2006）从产业国际价值链治理角度出发，根据21世纪国际生产体系的变迁现实，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的内部化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发展进行了再解读[1]。唐心智、刘晓燕（2007）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交互关系进行了综述[2]；杨杰、祝波（2007）特别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非主流理论研究进行了综述[3]；胡义（2008）在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二战”后每十年发展的进程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对新古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应用研究局限性进行了阐述，并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前沿发展作了展望[4]。朱巧玲、董莉军（2011）对经典与新新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按照演进方式进行了归纳与评价[5]；高宇（2011）立足于加入了经典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视角的跨国公司理论与新新贸易理论之上，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新发展进行了梳理[6]。俞萍萍、张为付（2015）针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尤其是关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兴起的相关理论解释，进行了梳理与评述[7]。聂名华、徐英杰（2016）着重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全球价值链理论协同演化路径的角度出发，从全球价值链理论角度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文献进行了评述，并反过来对全球价值链理论升级进行了展望[8]。吴先明、向媛媛（2017）在针对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的理论综述研究中，总结出该领域存在“对传统理论进行补充修正”和“聚焦于从新视角构建理论基础”两大阵营与方向[9]。毛凯丰（2017）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周期理论，对中国企业在美国直接投资的资源基础条件、动因与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10]。于璐瑶（2017）从经济转型期特有角度出发，对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开展直接投资的理论机制进行了讨论[11]。齐晓飞、关鑫（2017）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构建了OLI-S模型，对解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12]。 　　但是既往文献仍然大多是从不同视角出发进行的罗列汇总性阐述，或者简单地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分为经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时期与新新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时期分开进行阐述，难以从中看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发展历程的内在逻辑框架，似乎前后两个时期是一个断代的跃迁。事实上，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一体的，与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进程类似，对应地我们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古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新古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新新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三个时期，两者的共同基础在于经历了“国家生产与企业生产同质化假设”―“ 国家生产异质化与企业生产同质化假设”―“国家生产与企业生产异质化假设”的发展历程。 　　事实上如果换一种视角，在任何时代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都是企业，理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等同于去理解企业“是否及为何开展国际直接投资”（动因），“去哪里投资（区位选择）”及“采取何种模式开展投资与投资什么环节”（投资模式）等一系列企业行为问题。本文将立足于企业行为视角，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历程贯穿起来，并着重阐述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前沿进展。而从企业行为的视角出发，我们也发现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内涵兼容并包的演进过程。 　　二、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 　　华 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第1期刘乃郗 等：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前沿进展 　　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回答了“企业为何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问题。但由于在古典与新古典时期，企业均具有同质化假设，因此回答的是企业总体为何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问题。而在新新时期，企业具有了异质化假设，因此回答的是哪些企业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 　　（一）古典与新古典时期 　　在既往大部分文献中，都将Stephen H Hymer（1960）关于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以获取垄断优势的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