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配套.docVIP

2010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报告个人经济和财产，包括收入、住房、投资，以及配偶子女从业等重大事项的规定。　　2011年2月28日，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时就曾经提出，“许多网友在网上提出为什么还不建立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这个建议是正确的，应该是反对腐败的一项重大举措。我们说要实行政务公开，也要对官员的财产收入实行公开。这件事情要做得真实而不走过场，就必须建立制度和制定法律，并且长期地保持下去，使它收到真正的效果。我们正在积极准备这项工作。”　　2011年9月15日，温家宝总理在“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谈到反腐问题时指出，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些制度，包括领导干部财产和家属子女在国外定居和经商情况，我们还要进一步加以完善，逐步从申报到公开，这是对干部手中权力的一个最重要的监督。反对职务侵占。严禁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插手招投标活动，牟取私利，这要成为经济上反腐败的一项重要任务。　　加强公职人员财产监督已成广泛共识　　2010年，围绕公职人员财产监督、禁止性行为、公务消费，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组开展了“公职人员廉洁从政法律对策”国情调研。调研结果显示，随着国家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多项反腐败措施均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回应，特别是公职人员财产监督制度，已经到了需要研究如何设计和具体操作的阶段。目前，没有一项立法活动或者制度创新像公职人员财产监督那样，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并形成广泛的共识。　　“在腐败高发的领域，比如说工程、建设领域，财产申报可以有效遏制腐败高发。”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查室主任田禾接受记者采访表示，全国范围内多个交通厅厅长先后“落马”，“前仆后继”现象非常严重，所以应该从腐败高发领域开始财产申报，经过试点再推广到其他领域。最重要的是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从世界各国反腐败的经验看，加强公职人员财产监督对于预防腐败、推进廉政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研究员告诉记者，对公职人员的财产进行监督，可以提高公职人员经济状况和财产变动状况的透明度，有利于进一步监督公职人员的行为，极大地限制公职人员滥用公权力或者利用所处的特殊地位谋取非法利益的空间，督促其自觉约束自身行为。　　李林认为，加强财产监督还会增加公职人员利用公权力谋取私利的成本，特别是有助于提高公众对公职人员的信任度，消除公众对公职人员廉洁情况的怀疑和猜测，保护公职人员的合法财产，维护原本就拥有一定数量合法财产的公职人员的声誉。　　从公职人员到配偶子女 财产监督范围有待扩大　　随着反腐败工作的推进，人们已经认识到，受监督的不应限于公职人员名下的财产。现行制度已从仅监督公职人员自身的财产扩展到监督其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名下的财产，一些地方甚至扩展到共同生活的父母名下的财产。　　就监督对象的范围而言，社科院2010年《公职人员财产监督制度调研报告》指出，近年来实施的收入申报、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制度主要适用于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一些地方试点实施的有关制度则相应降低了监督对象的级别，比如，新疆阿勒泰地区就将科级干部纳入监督对象范围，受监督的财产范围则由过去的公职人员个人收入逐步扩大到个人财产乃至配偶及共同生活的子女的财产。　　中国社科院调研报告显示，被调查者均倾向于将实施财产监督的对象适用于更大范围的公职人员。在认同对财产实施公开监督的公职人员中，仅有1.4%的人认同公开措施只适用于省部级以上人员；认同只适用于地厅及司局级以上人员的占6.8%；认同只适用于县处级以上人员的占35.8%；认同只适用于科级以上人员的占18.6%；认同适用于全体公职人员的占32.7%。　　在认可对公职人员财产实施公开监督的公众中，对上述五种观点表示认同的比例分别为1.1%、3.7%、17.6%、26.6%和43.7%。由此可见，无论是公职人员还是公众，多数倾向于对更大范围的公职人员的财产实施监督。不同的是，公职人员更倾向于将监督对方限定于县处级以上人员，而公众则倾向于对所有公职人员的财产实施监督。　　“完全按照行政级别一刀切地划定监督对象的范围并不可取。”李林研究员表示，不同级别的政府机关中，具体掌握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级别有很大的差异。很多中央机关，一般只有副处级以上的公职人员才可能实际影响公权力的运行。而在基层，如区县一级地方政府中，一名科级乃至副科级的公职人员即可掌握较为实质的公权力。　　从向主管报告到向公众公开 官员财产公开程度尚需加大　　对公职人员实施有效的财产监督，必然要不断扩大财产公开的对象，扩展各种公开渠道。调研报告显示，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实施的财产监督措施中，对于公职人员财产的监督方式主要是以向主管机关报告财产为主，一些地方则试点采取了适度向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