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案北洋路之判.docVIP

李大钊案北洋末路之判 　　李大钊案是北洋时期最后一起司法大案，此次审判自始至终都在军政府的主控之下，正常的司法审判毫无开展的空间。此案的判决，不惟决定了李大钊之死，也是意味着北洋司法独立之死。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北平东交民巷使馆区，路静人稀。一辆轿车急速驶入荷兰使馆大门。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长吴晋从车上下来，他此行是奉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之命，专程拜访驻华使团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的。 　　这是1927年4月6日清晨。 　　是日上午约10点，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率领警察、宪兵和便衣侦探三百多人赶至使馆区。陈向欧登科递交了一份警厅公文，有言曰：“近来，大批共产党员躲避在使馆区内”“煽动学生、工人，预谋在首都暴动”“这种布尔什维克思想的蔓延，必定损害外国人并破坏地方安宁与秩序”，所以，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抄查上述共产党人躲避处”“请予许可”。（《京师警察厅致首席公使函》（1927年4月6日）） 　　10点20分，欧登科代表公使团在公文上签字，并通知使馆界捕房：“有中国军警入界，勿得拦阻。”（《国闻周报》，1927年4月16日） 　　接着，中国军警按照事先画好的地形图纸，分别把守，“隔绝交通”。此次行动搜查的重点是苏联使馆的旧兵营。携全家躲避在此的李大钊等五十多人被捕入狱。 　　 　　■ 为何抓捕李大钊 　　 　　根据《辛丑条约》，东交民巷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中国军警不得入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后来拥宣统复辟的张勋，都到那里避过难，中国当局奈何不得。而这次，李大钊成为例外。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第三国际共产党员。 　　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主掌的共产国际推行世界革命和输出革命的政策，在欧洲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相继失败后，苏共把目光从西方移向东方，从而深度影响并介入了中国革命。 　　1922年1月，列宁提出用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办法，来促进后者的革命化。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把这一设想具体化。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加入国民党。李大钊通过国民党要员张继的介绍，首先加入国民党。 　　此时，共产国际最关心的，是用什么办法尽快左右国民党的对外政策，因此，要求中共用一切办法“反对国民党同资本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的任何勾搭行为”。这里所谓“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指的就是张作霖。（《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正是凭借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身份，李大钊在中国的北方直接和苏联驻华大使越飞及后任大使、共产国际在华的实际负责人加拉罕联系。他在国共合作的沟通方面，在吴佩孚、冯玉祥等地方军阀与苏联的关系方面，一直是重要联系人。 　　李大钊曾参与了苏联和吴佩孚直系军阀的秘密谈判，一度使吴转向左倾。李大钊最成功的秘密活动是使冯玉祥倒向支持南方国民政府。 　　1924年，在直奉军阀大战中，冯玉祥在南方国民党和苏联的暗中支持下，突然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推举段祺瑞为北京临时政府执政，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从1924年起，苏联军事援助不断支持冯玉祥，还派去了军事顾问团。李大钊就是冯玉祥和苏联的最重要联系人。除此之外，李大钊还推动冯玉祥与张作霖手下重要将领郭松龄达成密约，促使郭松龄于 1925年11月23日公开起兵造反讨伐张作霖，并一度占领锦州。虽然郭松龄最后被镇压下去，但此事给张作霖造成了沉重打击。 　　冯的“赤化”倾向，引起了北方军阀的警惕。1926年初，张作霖的奉系和吴佩孚的直系联合起来，驱逐了冯的军队。同年12月，张作霖的奉系部队控制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彼时，北京在名义上虽有一个顾维钧内阁，可是谁也不把顾内阁视为一个有实权的政府。 　　在反赤化的氛围中，作为与冯玉祥部队和南方国民党政府的重要联系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李大钊被列为安国军的重要抓捕对象。 　　 　　■ 辛丑条约的例外 　　 　　为躲避搜捕，李大钊躲进了苏联使馆，同时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的机关也一起搬进了苏联使馆。 　　苏联使馆东边、隔着御河就是日本使馆。站岗的日本兵最早注意到苏联使馆常有中国人频繁出入。苏联使馆西边毗邻一家法国医院，这家医院的工作人员注意到隔壁俄国兵营的院子里半夜老有动静，总有人在讲话和争论。 　　据曾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主事、驻苏联海参崴总领事王之相回忆，“法国人想知道苏联在中国搞的什么？除了李大钊外在国际上搞什么？”（《我所知道的张作霖及其杀害李大钊烈士的经过》，王之相口述，白晶泉、武育文整理） 　　法国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吴晋，同时也和日本使馆取得了联系。吴晋曾在法国炮兵工程学校留学，任过驻法使馆参赞，是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