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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杰不是好看人才有青春 　　刘杰，导演，1968年生于天津，2006年凭借导演处女座《马背上的法庭》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奖，《透析》《碧罗雪山》同样获奖不少，最新作品为《青春派》。 　　电影《青春派》上映3天，票房1200多万。 　　这是青春电影扎堆的一年，个个票房大丰收。《致青春》7亿多，《中国合伙人》5亿多，引发激烈争议的《小时代》也有4亿多。但《青春派》似乎没挤进这个行列。 　　导演刘杰电话不断。业外人士甚至影评人普遍向他倾诉对票房的失望，他们的预测是好几亿。而院线的人则一致表达惊喜：创纪录！很牛逼！“按照他们的经验预测，过1000万都不容易。预测方法就像打桥牌，要数点，有哪些明星，有哪些卖点，加在一起算。”在院线方看来，《青春派》的对比对象不是《致青春》，更可能是《钢的琴》，同样没明星、少卖点、有口碑。“《钢的琴》最终票房600万，院线觉得给你预测1000万，不错了。”刘杰说。 　　两年半前，刘杰从中影集团和黄冈市手里接下这个命题――拍高考。投资一千多万。“他们提的诉求只有一个：不要赔钱。” 　　在此之前，刘杰的3部文艺片《马背上的法庭》、《透析》、《碧罗雪山》在国内外获得大小奖项几十个，《马背上的法庭》甚至在法国艺术院线连映50周，是在法国上映时间第二长的华语片，第一是《花样年华》。但在国内，刘杰几乎不谋求公映。文艺片进了商业院线会被冲得一塌糊涂，他觉得这是一种羞辱。前3部电影每部投资几百万，靠奖金和海外发行足以收回成本。那时的刘杰接受采访会说：“我对票房无所谓，也不了解市场，我几乎不看院线电影。”现在，他第一次拍了商业片，从“自言自语”到“对大家说”，为了不让投资方亏钱，不得不“有一点在乎票房了”。 　　喜欢讲现实主义的刘杰必须给自己套上两副镣铐：一边学着研究市场，一边学着研究中国银幕上的高考禁忌。 　　“高考真是人生一劫” 　　刘杰花了14个月的时间去踩点筹备，走了5座城市的二十多所高中。 　　第一站是黄冈。这座湖北小城以高考闻名全国，因难度苛刻的高考测试卷和令人惊讶的高考战绩，多年来都是全国考生眼中的地狱和传奇。 　　刘杰觉得，那儿的状态要是拍出来，难免是个沉重的电影。“可能会是一部《全金属外壳》，一上来就是孩子们在跑操，一边跑一边喊励志口号。一切都是军事化训练，跟集中营似的。”刘杰想要一个更中性的状态：“每个导演都有他创作的价值观。有的人拍了一段自己的回忆，或者一个好看卖座的电影可能最得意。对我来说，能够记录一个领域或是一个话题的时代性，是更得意的事。我拍2012年中国孩子的青春，希望它是真的概括准确。最有价值的事情是50年后，当别人想要了解的时候就来看，他会知道，这个电影准确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 　　离开黄冈，他决定不去高考厮杀最惨烈的山东、河南等省，转去了南京、深圳，最后落脚武汉，召来大部队，开始海选演员。 　　刘杰需要真实的年龄感，需要真实的高中生气质。之前他已经看过好几万的艺考生。南京艺术学院招生时，他在报名点和考场之间来回转悠了3天，发现不少有趣的人，但他们身上那种晃晃荡荡的气质，实在不像真实的普通高中生。 　　他又想找刚参加完高考的孩子。但是发现，“高考对我们来说，真是人生一劫。过了这一劫，人的状态、眼神、说话，全不一样了。”找真正的高三学生太不负责任，最后锁定在高二学生。 　　刘杰和三四个副导演在学生们上课时从教室里慢慢走过，看每个学生3秒钟，用DV录下来。这样在武汉看了一万多个孩子。回头看录像，觉得孩子不错就截屏，拿给老师问家长电话。这样800个人里能挑出50个。到了周末，包个宾馆或多功能厅，请这50个孩子和100个家长来，跟孩子聊聊天，挑出不到十个，再继续聊。 　　这个过程让他感触良多。比如本以为说服家长将是个难关，但实际情况是“不用说服”。甚至还有家长找到他说，导演，你要用我儿子的话，你在武汉的所有费用我全包了。比如重点中学和非重点中学的孩子，一眼就能看出精神面貌不一样，重点中学的孩子比较现代，大方自然，一看就是家境比较好，而非重点中学的孩子，普遍比较“锈”。“可以明显感到，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已经分阶层了。”刘杰说。 　　“拼爹拼不过，还不拼你自己” 　　27年前，刘杰在河北保定市参加高考，升学率极低，氛围远比现在紧张。“但具体到每个孩子的压力，其实比我们那时候更甚。”那时上了大学就国家全包，毕业之后是国家干部，起始工资五十多块。城市孩子上不了大学也能当工人或者当兵，起始工资三十多块。每个人差距不大，有安全感。 　　而现在，从家长到孩子都焦虑，对未来没有安全感。电影有一段，班主任撒老师训斥差生齐明智成绩不好，齐明智嘀咕某某也不好，撒老师大怒，说：“某某根本就不参加高考，他会出国，来这是混日子的，还有某某，他爸什么级别你不知道吗？还有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