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批判双向回溯.docVIP

历史与批判双向回溯 　　摘 要： 史学著作应该尽可能准确地还原历史本来面貌，若欲有所创新，则要提供新的史料，新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通过阅读原著将以上新元素复现出来，这就是读者的任务了。如同本文一样，除了呈现原著提供的新史料和新思路，还将整本书的理论布局、架构展现出来。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复现著者的思路。如同历史研究一样，研究者不可能完全重现历史，只能无限地接近它。这也使史学研究得以薪火相传。 　　关键词： 音乐思潮 史料挖掘 理论架构 　　关于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的研究，国内学者多有涉猎。张静蔚的《近代中国音乐思潮》、居其宏的《20世纪中国音乐》等。但这些研究大都局限在一方一部，全面、深入、系统研究中国近代音乐思潮成果尚不多见。冯长春《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2]一书的出版，补足了该研究领域的缺憾。全书由“清末民初新音乐思潮”、“音乐美育思潮”、“学习西乐思潮”、“国粹主义音乐思潮”、“国乐改进思潮”、“救亡音乐思潮”六章组成。概括起来说，该书选题视角独特新颖、史料挖掘深入宽广、结构层次严谨分明、辩误纠谬、订正真伪、论述精辟、评价公允、文采飞扬而富有哲理是其特色。 　　一、史料挖掘与读解 　　该书在史料挖掘的深度和广度上颇见功夫。从深度方面说，对黎锦晖、萧友梅、赵元任等历史人物的研究，若不在史料的挖掘和解读上拓展，要想出新是很难的。因为研究黎锦晖的成果有“评传”；研究赵元任、萧友梅的有全集等，故本书将目光投向“中国近代音乐思潮”史料本身，通过析理、甄别、诠释、比较，力图切中课题构成的本质，拨开音乐思潮表象的迷雾，尽可能还原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的本来面貌；从广度方面论，该书不仅注重对史册有载的著名音乐家进行深度研究，更注重对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或音乐史上有过争议的音乐家的探索，如，对前上海国立音专教务主任陈洪先生的研究，本书出版前国内关于陈洪先生的研究较少涉及其在思潮方面的影响。而本书在此基础上通过挖掘资料，进一步为我们阐释了陈洪对国粹主义的批判，对新国乐、战时新音乐的认识及他的音乐教育思想等。又如，对柯政和、马思聪、刘雪庵、黎锦晖、青主等历史上有争议音乐家的研究。对这些近代音乐家的研究复活了他们的功绩、恢复了他们的地位、重现了他们的风采，这样不仅拓宽了本书研究的广度，同时还为后学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可以学习借鉴的范例，其史学意义和理论价值不可低估。从读解方面讲，该书坚持扬弃、批判地使用史料。如，在谈到美育思潮对黎锦晖创作的影响时，引用了黎锦晖歌舞剧《三蝴蝶》的“卷头语”还有《七姊妹游花园》“旨趣”中的一段话，不仅看到了美育思潮对黎锦晖创作的影响，而且对其观点带有片面性与互相矛盾的一面展开批判。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缺乏新史料的史学研究，就如同一只干瘪了的“木乃伊”；史学研究不仅重视新史料的搜集、挖掘、解读、诠释，而且十分重视对历史本体的评价与阐释，以及对历史认识的凝练与升华，给历史本体注入新的活力、赋予新的生命。唯此，史学研究才能验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经典判断；史学研究才能实现“一切历史都是研究人”的合理内核。《中国近代音乐思潮》一书，达到了这样的认识高度，并形成该书区别于其他同类研究的、最具特色的亮点。 　　二、理论分层与架构 　　近代的中国风雨飘摇、政局混乱、思想激荡。而在此基础之上的各种音乐思想更是相互交叉、相互交替。要将这段历史理出一个头绪绝非易事。而对于音乐思潮的研究绝对不能脱离对同一时期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的研究。格罗塞说过艺术是一种“社会表现”[3]。约翰?布莱金也认为：“音乐风格和形式的变化，通常是社会变化的反映。”黑格尔也说过每种艺术都属于“它的时代”[5]。这些都证明了要想研究一定时期的音乐思想，不能仅关注音乐本身，还要关注当时的社会文化、历史、政治等因素。 　　该书为我们架构起一个由点、线、面；微观、中观、宏观；近景、中景、远景的三维立体理论模式。这种理论模式贯穿文章始终。在阐述每一种思潮之前，该书无一例外的首先为我们讲述同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其次是这一时期的社会的政治、文化，再到这时期的音乐思潮，最后到作曲家及其作品。四个理论层既主次分明，又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社会环境、政治局势是后三层理论的基础。同时相邻的两项，前者又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反映并影响前者的发展。这四个理论层次的辩证统一正体现了历史文化背景与音乐现象“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统一。 　　三、历史人物与诠释 　　艺术品毕竟由作曲家创作的。这就表明艺术品在现实中产生的效果也不是我们预先想象得到的。爱德华?汉斯利克指出作曲家创作的旋律“只代表它自己，不代表别的东西”[6]。音乐风格的不确定性造成作曲家所创作的音乐可能有多种风格倾向。也就是说一个作曲家可能代表几种音乐思潮。这也是本书的又一亮点，作者把近代音乐史中较为活跃的音乐家身上体现的不同音乐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