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榜样价值实证研究.docVIP

《感动中国》榜样价值实证研究 　　发现一 精英大多是由于分内之事而成为《感动中国》人物的，而平民因为分内之事和分外之事而成为《感动中国》人物的比例大致相当。精英更容易成为《感动中国》人物，更容易被树立为榜样。 　　发现二 精英榜样已经死亡的比例远大于平民榜样，而精英榜样过劳死的比例也大大超过平民榜样。 　　发现三 精英榜样“可望难可即”，容易树立，却难以效仿；平民榜样“可即难可望”，容易效仿，却难以被树立。 　　一、问题提出 　　《感动中国》是中央电视台倾力打造的一个品牌栏目。“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已经连续进行了10年。每一年人们已经习惯了在春节假期，通过“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晚会，去见证“一个个杰出人物的先进事迹，感受着一次次心灵深处的精神震撼”[1]。《感动中国》由此被媒体誉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基于《感动中国》人物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持久的教化作用，笔者决定从榜样（教育）的视角出发来开展研究。之所以选择这一视角，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可以对现有研究起到“补缺之用”，因为目前学术界对于《感动中国》人物的探讨，多是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着手，从教育研究的角度考量的甚少；二是目前教育学者对《感动中国》人物学理的探讨，多是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责任感教育等具体教育的探讨，就其内容而言，都可归结于榜样教育。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104名2002～2011年《感动中国》人物为分析对象。出于量化统计的考虑，分析对象不包括《感动中国》人物特别奖获得群体以及2006年获奖群体微尘，且将其中的5位获奖人物（胡鸿烈、钟期荣夫妇，李桂林、陆建芬夫妇，孙水林、孙东林兄弟，王茂华、谭良才翁婿，胡忠、谢晓君夫妇）拆分为10位获奖人物。 　　（二）研究方法 　　1. 内容分析法 　　结合相关文献资料，编制“《感动中国》人物整理表”，按照编号、姓名、性别、政治面貌、具体社会分层、抽象社会分层、活动属性、活动领域、是否健在、死亡缘由、是否改编为文艺作品（包括电影、电视剧、歌曲、文学作品等）、是否由此组织报告会或学习活动等维度，对每个人物进行分析。 　　笔者不讳言，这里分析维度的划分与认定含有个人主观理解的成分。毕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人文社会现象，具有主观自为性和个别性。[2]但是，于任何主观前提之下的讨论，若严格合乎逻辑规则[3]，其结论自然都有意义。 　　2. 数据统计方法 　　采用SPSS Statistics 19.0软件对这104位人物各维度信息进行数据输入和处理。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感动中国》人物的分类框架 　　考虑到《感动中国》人物统计信息的维度较多，为了较为清晰地展示与提炼统计信息，笔者决定主要从“抽象社会分层”和“活动属性”两个维度展开论述。 　　“抽象社会分层”分为“精英”与“平民”。按照2002年版《新编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精英”是“超出一般的人”，即所从事的工作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着巨大的影响；“平民”泛指“普通平凡的人”，即平时从事的工作很普通，不怎么引起别人的注意。 　　“活动属性”分为“分内之事”与“分外之事”。“分内之事”指主体从事本人职责范围内应该做的事，“分外之事”指主体从事本人职责范围以外可以选择不做的事。 　　《感动中国》人物分类框架见表1。 　　经过分析可以发现，精英大多是由于分内之事而成为《感动中国》人物的，而平民因为分内之事和分外之事而成为《感动中国》人物的比例大致相当。由于人们从事分内之事的概率要高一些，所以相对而言精英阶层更容易成为《感动中国》人物。换言之，精英阶层更容易被树立为榜样。这反映了《感动中国》人物选择与树立过程中隐藏着一种精英取向。 　　（二）《感动中国》人物的榜样价值 　　精英被改编为文艺作品的比例（22.91%）高于平民（19.64%）；精英的主体―领导干部因其行为被组织报告会或学习活动的比例（52.63%）高于平民的主体―普通百姓（28.21%）。显然，我们更加重视对于精英榜样的宣传力度。问题是：这类精英榜样的宣传效果到底好不好，是否能够达到榜样运作的初衷，或者会不会产生什么“负功能”[4]？精英与平民相比，到底哪个阶层榜样教育的价值更大一些？ 　　1.“可望难可即”的精英榜样与“可即难可望”的平民榜样 　　笔者认为，精英榜样身上的事迹及体现出的品质往往是普通人难以效仿的，因此相对于平民榜样而言，精英榜样更具有特殊性；也正因为精英榜样的特殊性，精英榜样难免会“曲高和寡”，影响不够深入持久。而平民榜样可亲可近，影响会更持久，但不免让人产生“稀松平常”之感，实际的影响面可能会受限。 　　这表明精英榜样“可望难可即”，容易树立，却难以效仿；平民榜样“可即难可望”，容易效仿，却难以被树立。由此看来，精英和平民的榜样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