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书与一个知识领域引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走过25年.docVIP

一套书与一个知识领域引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走过25年 　　（引言）“我们引进的不仅仅是一批书，而是一个知识领域、一个学术传统。当今中国学界，几乎罕有人不受这套书的影响。”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25周年座谈会上，该丛书主编、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教授告诉记者。 　　25年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了150多种书，作者名单是一长串耀人眼目的名字：费正清、魏斐德、史华兹、杜赞奇、易劳逸、韩书瑞、瓦格纳、杜维明、沟口雄三……。丛书中，除了新出图书之外，重印率90%以上，这套书的受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起步并非一帆风顺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起步是在1980年代末。那是一个知识界、出版界都极为活跃的年代。“文化热”方兴未艾，书界有多套丛书做得风生水起，尤其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走向未来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走向世界丛书”，都大获成功，使得同为地方人民社的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有点坐不住了，觉得也要组织一套像样点的丛书。 　　1987年下半年，还是江苏人民出版社普通编辑的周文彬和同事找到了当时尚在北京攻读博士学位的刘东。刘东透露，自己有意编一套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的丛书。 　　当周文彬等把信息带回社里，社领导的意见却颇不一致。有人认为这样一套书会很有新意，在当时汲汲于种种洋思潮的丛书中，可谓独树一帜。但也有人觉得外国人怎么可能比我们自己更了解中国，研究中国还是得靠我们自己，引进西学还说得通，引进西方的“中学”有必要吗？最终，还是肯定的意见起了作用，丛书被列入出版计划。 　　现年81岁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史家骅回顾说，他对这套书的出版表示了支持。“经过多年闭关锁国，我们不但对国外的情况不了解，对国情的认识也有很大偏差。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角度、方法、理论背景和我们都不一样，他们的研究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参照系，对我们认识自身是有帮助的。” 　　出版工作于1988年启动，但刚一起步就遭遇了夭折风险。1989年，丛书的第一本图书就由于特殊的原因被暂停发行。 　　从1989年到1992年，丛书第一辑相继出版，包括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费正清等著《中国：传统与变革》、余英时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等，均为名家名作，受到读者追捧。 　　就在学界的一片叫好声中，江苏人民出版社却不得不面对一些有形和无形的压力。有些人觉得出版外国人谈论中国的书，观点和我们又不尽相同，在政治上风险太大。还有人根本没看过这套书中任何一本，就抱着否定的态度――这样的声音如果来自某些大人物，就会带来好大麻烦。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叫停的声音不断，以致有的年度只出了两三种。 　　经济效益不理想也是反对这套书的理由。大约1999年，一个分管领导找到了时任社长的吴源，说：“这个书出个没完没了，要出到哪一天啊？”他觉得，经济上压力很大，就想把这套书停掉。吴源说，这套书社会影响很大，现在经济上是持平，将来其实是有赢利的希望的。另外，这套书和一般丛书不一样，海外中国研究队伍庞大，会不断有好书出来，也就可以持续出下去。经过坚持，这套丛书被保住了。 　　如今已经退休的周文彬谈到参与这套书的经历非常动情：“出版人的使命就是出好书。但在那个年代里，出版人实际上并没有选择的权力，基本上是上面交来什么任务就出什么。因此，这套书出版过程中才会那么多难曲折，好在出版社坚持下来了，没有让这套书夭折。我认为，出版人应该是有自由意志的，而且应该体现到编辑工作中去，这是我退休以后想得越来越明白的一个问题。” 　　版权交道及与汉学家的交情 　　丛书刚刚启动的时候，中国还没有签订《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国内出版社翻译出版其他国家的作品，也就没有购买版权这回事儿。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第一本书在版权上就花了钱。这第一本书是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等人合作完成的《中国的现代化》。因为参与翻译出版事宜的人多来自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和南京大学合作成立的中美文化中心，美方负责人就说，你们翻译这本书，要遵守美国法律，购买版权。“于是我们‘多此一举’，支付了版权费50美元，其实也是象征性的。”刘东说。 　　1992年10月，中国签订了《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版权就不再是免费的午餐了，一时间，国内翻译图书的数量大为减少。“我们这套书受到的影响并不大，个中缘由是：第一，汉学家比较了解中国国情，对于从中国获得版权收益不抱太大期望；第二，随着丛书影响越来越大，不少汉学家都以自己的著作被收入其中为荣，不会太计较版权费。”刘东回忆说，90年代，他们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汉学重镇之一）购买版权，每本书仅仅支付100美元，“也就是意思一下”。 　　实际上，随着丛书影响越来越大，海外学者对其认同度也与日俱增，很多人又特别希望自己研究中国的著作能够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