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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章铤词学想新论
谢章铤词学思想新论 摘 要:晚清学者谢章铤的词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词量说是谢氏独具开创性并极具批评意义的词学理论,其意义不低于晚清词坛盛行的寄托说、沉郁说、重拙大说。其二,谢氏对张惠言词学阐释观多持批评态度,主要原因是张氏用比附说词的方式容易导致对词作本意的偏离,或为寻求词中寄托而不惜曲解词作。受谭献影响,谢氏提出“以有托之心读之则有托”的阐释观,接近现代阐释学的思路。其三,谢氏有浓厚的地域词学的建构意识,这在晚清无人能出其右。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谢章铤;词量说;词学阐释观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0)05―0098―08 谢章铤(1820一1903),字枚如,福建长乐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中副车,同治四年(1865)中举人,光绪二年(1876)应礼部试,次年举进士,授中书舍人,随即挂冠归讲江西白鹿洞书院,后主讲福州致用书院讲席十三年。著述甚富,刊本有《赌棋山庄文集》七卷、《文集续编》二卷、《文集又续编》二卷、《赌棋山庄诗集》十四卷、《酒边词》八卷、《赌棋山庄馀集》八卷、《赌棋山庄词话》十二卷、《词话续编》五卷、《说文闽音通》二卷、《围炉琐忆》一卷、《藤阴客赘》一卷、《稗贩杂录》四卷、《课馀偶录》四卷、《课馀续录》五卷、《校刻东岚谢氏诗略》四卷,另有若干稿本存世。谢氏在诗、词、文、经学等方面均有建树,尤以词学批评得享盛名。谭献评其学曰:“闽中学人可以称首”。今撷其词学思想之菁华,稍作引论,论及谢氏论词之主旨、阐释之主张、地域词史之建构,其他则从略。 一、词量说:论词之旨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及其《续编》刊于光绪十年(1884),篇幅甚巨,内容多记词坛掌故,收集词人词作,故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论词精义。谢氏在同治十年(1871)作《答魏秀仁书》中曾论及魏氏《陔南山馆诗话》:“大著弟已粗览一过,比前较精、较结,《诗话》精神尤团结,但采诗颇多,然亦无碍宏旨。””可见谢氏撰词话自有“团结”二字在心,需要论者进行阐发。此“团结”指主旨,即众多材料必须围绕一个中心来演绎安排,颇似今天我们论散文常说的“形散而神不散”之“神”。方智范等《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论及了谢氏折中浙、常二派的治词途径、诗词同源说,兼及谢氏的词史观、性情说、养气说、声律说等内容,并认为谢氏撰写词话的目的是在寻觅道、咸词坛失落已久的“词之真种子”(据文义,“词之真种子”殆即“优生念乱”的涉世词篇)。这些大抵不差,可惜未能深入开掘,对于谢氏论词主旨及其意义仍不够明晰。笔者认为词量说才是谢氏独具开创性并极具批评意义的词学理论,其意义不低于晚清词坛盛行的寄托说、沉郁说、重拙大说。 欲明词之“量”,先说人之“量”。谢章铤《刘芑川(东洋小草)序》说:“且夫水之载物,以物之轻重为量,重者见深,轻者见浅。维人于世亦然。量至于是,见至于是;见至于是,言至于是。”人是创作主体,量至之人虽不一定能作量至之词,但量不至之人绝少能作量至之词。人之“量”即指人的器量、胸襟、怀抱、品格等等,故谢氏反复讲词家要养气。谢氏生活的时代要求词家更有“量”,他一生经历了道、咸、同、光四朝,鸦片战争、太平军起义、义和团运动、中曰甲午战争等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使生活在这个时代尤其是道、咸两朝的词家蒙受巨大的苦难。他在《词话续编》卷三中说:“余尝欲辑丧乱以来各家吊亡悼逝诸作,都为一集,言者无罪,闻者足鉴,传诸檀板,以警将来。是以 者。”惯性作词不但使词的容量狭小,还导致对词家的评价不当。鉴于此,谢氏论词毕生倡导学苏轼、辛弃疾。他还从词之源与流两方面引导人们对词量的注重,说道:“夫词之源为乐府,乐府正多纪事之篇;词之流为曲子,曲子亦有传奇之作。”也就是说,作词纪事断断可行,非只抒情一途。多纪事,多写时事,多写重大时事,就可以做到“夫词固有词之量矣”。 时人作词未尽量,还有现实的原因,就是风气坏透了。“耳食之徒或袭其(指国初诸老)貌而不究其心,音节虽具,神理全非,题目概无关系,语言绝少性情,未极终篇,废然思返,岂按吕律之作为是味同嚼蜡而后可乎?”此是针对浙派末流只讲形式不讲内容而发的。此外,谢氏时代词坛已人常州派牢笼,他虽颇赏张惠言的推尊词体之功,但也深厌张氏以比附说词,其原因一是不满意常州派解词如同猜谜,二是不满此派作词讲比兴寄托而不能直接明了地反映现实。常州词派理论的基石即是“意内言外”说,谢氏却说:“是盖乾嘉以来,考据盛行,无事不敷以古训,填词者遂窃取《说文》,以高其声价。殊不知许叔重之时,安得有减偷之学,而预立此一字为晏、秦、姜、史作导师乎?郢书燕说。众口一词,何为也?”因为“意内言外”对于词学批评来说,容易偏离本意,而对于指导作词来说,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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