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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学以精神空间 　　丁芳芳：董老师，您的《跬步斋读思录续集》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尤其是其中谈论教育的部分，更是引起了特别的关注。我想也是因为目前大学教育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的缘故。比如最近人大的“张鸣事件”,就从一个侧面说明大学的官本位、行政化等问题。请您谈谈对中国大学现状的看法。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董健：其实中国大学的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一句话，就是旧体制与改革开放的矛盾一天比一天尖锐。目前大学的状况，令国人不满，更令有识之士担忧。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世界有公论，人类有共识。我们看到了“现有”与“应有”之间的不小的差距，故而理所当然地表示不满和担忧。 　　在我看来，欲知一国文化品位之优劣、精神文明之高低，以及传承人类文明之力的强弱，首先要看她的高等学府。这是因为大学是出思想、出人才的地方，是国家民族的最高文化标志，也可以说是众望所归的“精神家园”。我国明末清初的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黄宗羲在他的名著《明夷待访录》中说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这意思是说，国家遇到有分歧、有争论的问题，皇帝也不敢自以为是，而是交到大学里去研究、解决。天下真理不是出自最高政治权力的中心――朝廷，而是出自最高学术的中心――大学。这可以说是现代大学理念在我国最早的萌芽。西方大学产生后，大致也是这么看的。在现代，一个国家的大学应该成为最高、最大的精神产品的产地，也只有首先成为这样的产地，它才能称得上是国家的“人才库”、“思想库”。回顾历史，中国现代的大学都是在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运动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在今天，中国大学仍然承担着现代启蒙的重任。西班牙思想家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认为大学的任务在于向人类传授时代文化的全部内容，向人类清楚真实地展示当今个人生活必须得到阐明的巨大世界。所以他主张改变大学日益专业化、科层化和国家化的趋向，重新恢复和光大大学自产生以来就具备的启蒙主义功能和世界主义的色彩。“启蒙”西方的表达是Enlightenment, 即以理性之光照亮人的头脑。中国讲“豁蒙”、“开启民智”，大抵也是这个意思。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实现其目的：在这个“量化”、“物化”的时代培养出真正有独立思想品格和创新精神的人才，而不是把学生制作成“格式化的一代”。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就是把学生培养成“和谐发展的人”，不要把学生造成“有用的机器”。 　　丁：要达到这样理想的目标，您认为中国的大学最缺的是什么呢？ 　　董：中国大学最缺的是“精神空间”――从学校来说，是独立办学的权利；从师生来说，是探求真理、钻研科学的最大限度的自由。目前中国大学尽管在财政拨款上得到的支持，比起发达国家来说还远远不够，但不管怎么说，大学的“物质空间”已有很大的改善，有些学校的硬件设备一点也不比发达国家的差。但中国大学的师资水平和“产出”（毕业生与科研成果）质量却与世界一流大学差得很远。难怪人大代表洪可柱愤怒地指责说：“巨大投入没有相应有价值的产出，在科学前沿领域原创性、基础性的重大创新方面以及为全人类贡献普适的价值和思想方面，众多名校作为甚少！”这批评，这指责，应该说是尖锐、有理、有力的。 　　丁：这几年人们常常引用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话，同样的意思，一位美国大学校长早在1874年就说过。我想，这实质上谈的就是精神空间的问题吧？ 　　董：是的。你所说的美国大学校长，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始人、该校第一任校长基尔曼(Daniel Coit Gilman)。在我国大学这几年的发展中，眼看着一幢幢大楼拔地而起，一所所经合并、升级（专科变学院、学院变大学，颇有“大跃进”虚夸之风）而来的“新大学”规模越来越大，而“大师”却不见踪影，大学的“精神”日见萎缩。精神萎缩的直接表现就是：“官场”之风未见其少，“商场”之弊又乘市场经济之势而来；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下降，应付作假的“本事”看长；大学风气（学风和学术空气）恶化――抄袭剽窃，屡禁不止，非法收费，屡有所闻。几年前我曾撰文称之为“失魂的大学”。 　　不过，今天面对人大代表这样严厉的批评和指责，我却有一些为大学的校长、书记们与师生员工们抱屈了――问题虽然是发生在他们身上，但根源却在我国教育几十年不改的僵化体制上。这种官本位的、非民主非学术的、高度集权的僵化体制，再加商品化大潮的袭击，使大学失去了起码的“精神空间”，异化为机关衙门、异化为商场，甚至听说一些黑社会式的“潜规则”都居然被“引进”了大学的校园。大学早已失魂落魄！大学精神溃不成军！ 　　丁：确实，把目前大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仅仅归结于高校的领导或教师身上，不仅有失公允，而且误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