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工室规模化生长.docVIP

编剧工作室规模化生长 　　缺少专业的编剧经纪人，也缺少税法方面的专人打理，在编剧的收入水平和行业地位不断提升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编剧工作室相继成立。一般的工作室团队规模维持在10人以下，更多的是在5人左右。 中国论文网 /6/viewhtm　　在此基础上，工作室的规模、定位和发展方向都出现了差异。在编剧帮的抽样调查中，5人以下（包括5人）占44.4%，6～10人占22.2%，10人以上则为剩下的33.4%。拥有40个编剧的蓝蓝蓝蓝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是全员工制的编剧公司，此类公司比较罕见。 　　三种主流工作室 　　税务、法务保护。目前很多编剧都有工作室，但大部分工作室都不是实体的，有相当一部分只是一个外壳，主要是为了在财务、法务、税务等方面谋求便利和享受一些优惠，并非真的有团队合作。过去法律、税务意识比较单薄，如今在资本的推动下，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对其重视程度都有很大提高。许多老牌知名编剧都有自己的工作室，如高满堂、刘和平、王丽萍等。这类工作室的成立也主要是为了打理创作以外的周边事务，并非为了团队创作。 　　在好莱坞，编剧有编剧工会来保障自己的各种权益，组成工作室是一种更加紧密的联盟和合作，而在中国编剧遭侵权的报道时常出现在公众视野，工作室这方面的力量不大。 　　小团队项目合作。目前最基础也最普遍的一种工作室，是志同道合的两三个编剧一起写剧本挣稿费，决定弄个合作的模式，也许到工商局注册了，也许没有。这种形式自由乃至很松散，有时在一段时间里甚至没法依靠剧本赚取收入。比如束焕和史航，大学刚毕业留校，成为了室友，就一起写剧本。田羽生和他的三个同学组成的“圣堂工作室”也是这种形式。 　　现在束焕工作室固定的合作编剧有20多人。“我之前做剧本医生的时候，接触过各种各样的编剧，很多是年轻编剧，发现了好苗子之后，就开始一起聊。他们很多也是一起做，而我可以提供很多‘出口’，所以他们也愿意跟我合作。因此我决定把大家聚合起来。” 　　一些编剧借助大学教师的身份带着学生一起写剧本，比如北京电影学院的薛晓路、曹保平、张巍，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梁振华、田卉群等。“我一直在我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中发掘编剧，有好几位是硕士和博士，所以我的团队学院气质比较浓郁。”梁振华说。 　　这类小型团队几乎都是项目制合作，没有固定底薪和社会保障，人员流动也比较大。束焕手下的电影项目居多，旗下编剧20多人，大多数是按照项目制结算。束焕认为这样比“底薪+稿酬”更有利于合作的编剧，也不影响他们与别人合作。李潇的工作室则介乎项目合作和公司化运作之间，有项目时按照项目结算，没有项目时发放一定量的底薪。 　　公司化运作。少数具有市场思维的知名编剧打出个人品牌，建立了自己的编剧公司。如张永琛的派乐影视传媒，余飞的悠闲影视工作室，田羽生的新圣堂影业等。还有一些编剧团队虽然不是独立公司，隶属于影视公司，但仍然进行公司化运作，例如白一骢旗下50多人的编剧团队。 　　去年成立的派乐影视是目前国内规模很大的编剧公司，旗下有20个工作室，108名编剧；4个总编剧每人带领5个工作室，张永琛本人也带5个工作室，项目涵盖大古装、民国、谍战、现代生活各个方面，还有电影。招聘的编剧什么样的背景都有，既有学戏文的研究生，也有网络写手、知名作家，还有玩游戏出身的年轻的“二次元编剧”。 　　余飞的悠闲影视有十来个人的团队，他把公司定位为影视公司“外挂的策划部”。“我们所有人都有策划能力，无论是哪个公司来找我们合作，我们都可以给他们提供剧本策划服务，从最初的创意到整个过程的管理、创作以及修改，全是一条龙服务。” 　　新圣堂创立了一个新模式，给无法固定创作量的编剧们发固定工资，上高额保险。田羽生认为，编剧（主要指电影编剧）的工作无法批量生产，1年写1个剧本很正常，有可能前5个月什么都没写出来，第6个月突然“脑洞大开”。“我想要保护他们的创造力，不让他们为了生存疲于奔命。我愿意承担这个风险，10个剧本里只要有2个被拍成电影，10个剧本的成本可以全部覆盖。”最终的稿费分配视每人参与的程度和完成质量而定，有的是按事先谈好的稿酬付费。为了选拔优秀人才和好项目，新圣堂还发起了“聚本汇”剧本大赛，请来众多资深电影导演、编剧担任评委。 　　对于刚入行的年轻编剧来说，参与靠谱的团队可以更好地锻炼自己，收入和署名权也会得到保护。白一骢表示，“我们给编剧的报酬可能比公认的市面价格稍低，但是最安全。有些人在外面自己接戏，别人标一个很高的价，但往往只能给个订金，后面写了就没用了。而且，我们自己的项目，一定会保证编剧署名权。” 　　内容管理与薪酬体系 　　个体创作总有局限，团队合作有思想的碰撞，不同的生活经历与知识背景互为补充。这也是《疯狂动物城》等好莱坞电影的成功所在。目前国内比较普遍的集体剧本创作，是大家坐在一起开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