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社会“灾异观”.docVIP

东汉社会“灾异观” 　　[摘 要]本文通过对、东汉时灾异理论的一些变化产生的过程和内容实质，探究其对东汉社会产生影响。 　　[关键词]灾异观；东汉社会东汉时期灾异频发，故而，灾异思想在东汉时期成为一种人们在认识事物处理事情中的基本态度，成为一种传统。它对东汉的社会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自身颇有特色的灾异理论。 　　一、早期的灾异理论 　　中国古代的灾异观念起源很早，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汉儒言灾异》中说：“上古之时，人之视天甚近。迨人事繁兴，情伪日起，遂与天日远一日。此亦势之无可如何也。”（1），可见灾异的思想在文明起源的上古时代就已经产生了，这与那时的人的敬天思想密不可分。 　　那么，何谓“灾异”？其实“灾”与“异”本来有不同的含义。根据以往研究，《公羊传》记《春秋》之“灾”的传文有16则，所涉及灾的类别有螟、大水、大零、轰、火灾、无麦苗和大旱等几种；“异”的传文有33则，其范围涉及天文异常（如日食、月食、星变等）、时令异常（如雨雪、大雨震电、无冰、不雨、陨霜等）、地变（如地震、山崩等）和物异（如蜚、获麟等）之类。（2）从中人们总结出：“灾”是那些造成了明显后果的灾难，如水灾、火灾、蝗虫等；而如日食、星变等一类没有造成明显后果的称谓“异”，但同时还有如地震、山崩等不但造成了后果，而且其危害远比起“灾”更严重的一类灾难也称为“异”。但《公羊传》始终都没有能对“灾”和“异”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这一缺憾就为西汉的公羊学大家董仲舒提供了极大的发挥空间。他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中说：“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3）同时在他上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说道：“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4）这里他在诠释了“灾异”的含义之后，重点阐述了“天人感应”的思想。这一思想很快为汉武帝所接受，随即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但这时的“儒术”已非纯儒，参入了诸子思想，特别是阴阳五行思想。武帝之后，“儒术”在汉代逐步占据统治性地位，影响巨大，直到东汉仍然用天象解释人事，或用人事政治解说自然灾害。例如：阳嘉三年五月.顺帝因灾自责，“联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谴怒，大变仍见。” 　　与此同时，两汉之际，谶纬盛行。特别是光武帝，“他对于谶纬有极强的信仰，不，说他信仰，不如说他依赖了吧！”（5）这种对谶纬的推崇和西汉末年的政治思想危机不无关系。汉末王莽复古改革就是利用儒学思想解决当时已经十分严重的社会思想危机，把汉代的以儒治国推向一个高潮，但是随着改革的失败，危机加剧。所以，谶纬大量出现本身就是政治思想危机的一个力证。只是谶纬之说在东汉中后期也失去了它的效果，特别是在越来越频发的灾异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二、东汉的灾异理论一些变化 　　东汉之后，灾异理论出现了新的变化。根据《汉书》和《后汉书》统计：西汉从公元前206至公元24的230年间，各种灾异共216次，平均1.1年一次，而东汉从公元25至公元219年的195年间，各种灾异共发生392次，平均0.5年一次，比起西汉发生率增加了一倍多。但是东汉政府的应对之策基本上没有什么长进，先是皇帝下诏罪己，因灾异而下的罪己诏数量统计如下：西汉28：文2、宣4、元10、成9、哀2、莽1；东汉30：光武4、明3、章、3和4、荡l、安5、顺4、质1、桓5。（6）从这个统计中可以看出：东汉灾异比西汉要多出近一倍，而两汉的罪己诏数量基本相当；西汉罪己诏集中于元、成两朝，而东汉平均于孝灵前的各朝，由此不难看出，那套在汉儒“天人感应”思想体系影响下的“罪己诏”模式已被东汉的皇帝们逐步轻视，并在灵献时遭到弃用。所以，在东汉时，“及至灾异屡见，反以策让三公，至于死免。”（7）“策免三公”模式开始盛行。从和帝诏中的“而未获忠言至谋，所以匡救之策”（8）之语看，其明显有推卸责任之意。到安帝永初元年，太尉徐防“以灾异、寇贼策免，就国。凡三公以灾异策免，始自防也”。（9）至献帝兴平元年，因日食策免太尉朱?，凡88年，因灾异策免三公62人次，平均每10年策免7人次，其中安帝4次，顺帝12次，桓帝13次，灵帝24次，献帝9次。因灾异策免三公明显呈递增趋势上升。这种“策免三公”思想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上承过去的“天人感应”的灾异思想，同时又有东汉的时代特色。当时社会思想中的那种子学影响下的“理性主义”和“天道”报应的道德伦理都已遭到了普遍的怀疑。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指出人的“祸福不在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