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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荡子探寻世界光明 　　东荡子简介 　　东荡子，原名吴波。1964年9月生于湖南省沅江市东荡村（东荡洲），木匠世家。1987年开始写诗，1988年正式发表作品；2006年获中国年度最佳诗歌奖，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13年获得“诗歌与人”诗人奖和广东鲁迅文艺奖，著有诗歌集《王冠》、《阿斯加》、《不爱之间》、《九地集》（自印）、《如此固执地爱着》（合著）。 　　2005年起担任《增城日报》主编。2013年10月11日因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突然辞世，终年49岁。东荡子认为，诗人在诗歌中的建设，在于不断发现并消除人类精神中存在的黑暗。 　　东荡子像流星一样陨落，广东的诗友们都感到一种深切的缺席――不仅因为少了他的爽朗欢笑和高谈阔论，更因为他被截然中断的诗歌生命，一夜之间使我们失去了最宝贵的精神标榜。这样的缺憾，相信不仅对广东，对整个汉语诗歌界都是巨大的，这种损失必将在未来的时空中逐渐显现。所幸，暨南大学出版社在今年的3月出版了《东荡子的诗》，作为一名东荡子诗歌的衷心热爱者，我遗憾的心情才稍稍得到了一点慰藉。 　　在广东的诗歌圈，东荡子一直都是诗歌和诗歌精神的标榜。我有幸认识他并接触到他的诗歌，亲聆他对诗歌的卓绝宏论。读东荡子的诗歌，时常为他在精练成熟的语言背后巨大的容量与深广的关怀所叹服，他深邃的思想与爱形成一个向上的引力场，不断引人探入生存的洞穴与命运的波涛。 　　东荡子注重以简单直截的语言切入价值与意义本身，有意与世俗生活保持距离，他摒弃流行诗歌肤浅的逢迎与反叛，张扬个体独立的自由、尊严、爱与美和智慧的理想。比起一个身份莫测的诗人称谓，东荡子更像一个微言大义的寓言家，从朴素的中国生存哲学出发，彰显了当今诗人所能进掘的灵魂高度和深度。他思想的光辉照亮了个体存在的黑暗，然后他坚硬、闪亮如乌金般的语言开口言说，执著地追问并无限逼近另一世界的光明。这使他的诗歌最终获得了某种超验性，一种自然浑成的神圣感，它来自于东荡子对诗人及诗歌本质的深刻体认。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诗合一者，他异类般的思想源于动荡漂泊的生存命运体验及深广的终极关怀情怀，这与他光辉的诗歌形成了血肉相连的同构。 　　在当下严峻的文化语境下，如何重新认识诗人和诗歌的本质，诗人如何从个体生存和命运的根部出发，让诗歌重构一个可能的完美世界，东荡子以他堪称杰作的诗歌文本，给当代诗坛和公共社会提供了巨大的思考空间。 　　对诗人及诗歌本质的深刻体认 　　什么样的人是诗人，什么样的诗歌才称得上真正的诗歌？这个问题，只有在接触了东荡子及其诗歌，他离世后又持续深入地阅读其文本后，我才有了越来越清晰的回答。 　　整个青年时代，东荡子都颠沛奔波在谋生的路上，他当兵、教书、经商、做记者……干过十数种短暂职业，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正是这种如西西弗神话般徒劳的迁徙，他才在父亲终于质问他“到底想干什么”时，脱口而出“我想做诗人”。这样的坚定干脆的回答，源于他深切痛感个体生命的虚无与黑暗，从而转向形而上的价值思索。 　　诗人在被时代和生存不断边缘化、内向化的过程中将不断地自我发现，对诗歌本质的深化认识应该也是如此。而东荡子认为，对诗歌的认识便是对人自身的认识，诗歌是到目前为止“更为强力、和平地解放肉体寄托精神的方式”，诗歌是人的理想，“它作为人已依赖的一种精神形式，一直帮助着我们对美和智慧的向往和追求，并帮助我们企图实现灵与肉的自由和愉悦的完美结合。”生性豪爽乐观的东荡子，显然淡化了生存环境与命运的蹇劣强加给生命个体的黑暗和无能为力，而注重从理想观念形态出发来认识诗人，承担传统伦理美学价值上的诗歌属性，所以他说“诗歌的最高境界也仍然是人的最高境界”，诗歌是一个动词。 　　如果说东荡子是基于“外部”概念层面来定义和认识诗人和诗歌本质，那么他还从“内部”的生命与精神个体本身的成长角度，对诗人使命和诗歌价值进行消解继而突围，最终实现了其人类诗学体系的乌托邦建构。其中我认为最关键的一点，时代和生存带给东荡子的深刻烙印或伤痕――这些在以东荡子、世宾、黄礼孩等为首的“完整性写作”群体眼里的“黑暗”，在东荡子那里，归划为诗人个体对强势外界的认知弱化与诗人品格、气质、胸怀等的欠缺，他认为“消除黑暗是诗人的天职”，要实现诗歌与人的自然结合，“要想获得光明而独立的品质，必须先消除自身的黑暗。”为此，他特别提倡自身的修炼与教育。 　　在一个诗意被掠夺、人类不断走向堕落的今天，东荡子无疑具有一种极其罕见而高贵的理想主义情怀，他的诗歌理想与诗学理念，已远远超出了一般诗写者对诗歌和诗人本质的简单探寻。他对“诗人”的认识和要求很多时候是基于广义的“人”而提出来的，因而在诗歌写作中很自然地推及到了他对人类的自由、尊重、爱、良心与品格等终极人文目标的建构。这种高迈的价值和理想，在他有限华年的诗歌写作中始终矢志不渝地坚守着。正如诗评家龙扬志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