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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战略新概念与新思路 　　2011年春，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在民间资金资助下启动了主题为“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与重构”的重大项目研究。[1]笔者在此就课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以及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创新性成果做出概述，作为三卷本著作的导读。 　　一、本课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 　　美元本位制的脆弱性仍然在不断加深，并日益显现。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特里芬“两难”已经揭示了国际货币体系（IMS）对美元过度依赖的脆弱性。虽然，黄金非货币化后美元一劳永逸地挣脱了黄金枷锁，形成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机制”，通过汇率波动、财富转移和金融市场动荡销蚀潜在竞争对手的实力，并通过军事霸权打消崛起国家的挑战意愿，维持了四十余年来美元一币独大的霸权地位。但是，从中长期视角看，美元霸权仍然摆脱不了终将消散的宿命。其背后的主要推动因素是世界经济的多极化趋势与国际储备货币单极化之间的冲突日益加深。首先，世界经济重心从美欧向亚洲转移的趋势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仍将持续或加快[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高增长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储备资产（美国国债）的需求日益增长，而美国经济增长衰减、财政入不敷出的态势已无法支持其债务的持续扩张。美元的长期信用基础和安全保障都将受到削弱。其次，现行IMS过度依赖美元却又无法约束它的内在缺陷正在日益显现。美元长期信用基础的削弱将不断放大IMS的内在不稳定性，各国央行和市场投资者已经产生国际储备资产配置的分散化需求，而新兴大国的崛起为国际储备货币多极化提供了可能的选择。 　　总而言之，IMS的根本缺陷是不受限制和遏制的美元本位制度，全球经济不平衡、短期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和国际汇率波动的内在不稳定性等缺陷都是从这一根本性缺陷中派生出来的。今天全球短期资本及其大规模的跨境流动正在成为单个国家无法控制的巨兽，全球实体经济受到巨大伤害，甚至美国自己也不能独善其身。因此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通过国际货币协调推进国际浮动汇率管理，并对短期资本跨境流动实施控制的多极化储备货币体系也急需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但是谁来挑头推动IMS改革呢？ 　　我们对当前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的研究表明，中国已经不自觉地成为推动IMS改革的核心力量。这是因为，美国作为现体系的缔造者和既得利益者，不会自挖墙角；欧盟有改革需求，但其改革方案将优先考虑欧洲的需要，强化其可掌控的IMF作用为中心，以SDR削弱美元的小修小补；中国、亚洲和众多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曾经是美元本位制下经济全球化的得益者，全球外汇储备近80%已为发展中国家持有，中国更是持有了全球外汇储备的1/3。美元持续贬值的慢性危机或急性发作都将给中国这样的开放经济体带来巨大伤害。中国、日本等亚洲出口导向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改革现行IMS的迫切愿望。需要指出的是，日本作为美国军事附庸国尚未具备脱离美国独立行事的条件，特别是改革的最大赢家会是中国而不是日本，因此日本不能也不会积极推动IMS改革。由此可见，中国几乎是唯一有可能与美国平等对话、共同对全球稳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国家。事实上，中国已经不自觉地被推到了引领IMS改革的核心地位。 　　引领和推进IMS改革充分体现中国利益与全球利益的一致性。首先，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美国举债中国放款的恐怖平衡隐含着巨大的战略风险。在IMS中引入约束美元，进而约束美国财政的相应机制是中国的战略需要；其次，未来20年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稳定的国际货币环境。中美之间战略地位的互换和平稳过渡，需要避免美元本位制的崩溃，因此也就需要在现行IMS中引入国际货币政策的协调、合作和稳定机制。再次，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很难从根本上摆脱对外部资源和市场的依赖，因此有利于全球化平稳发展的IMS可以给中国提供更大的国际发展空间，从而有利于中国的长远根本利益。这就是需要中国推进具有内在稳定机制的多极化储备货币体系，其中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中国对IMS的稳定和未来变革的重大贡献。最后，引领并推动IMS改革也是中国提升国家软实力、建成全球经济金融强国的历史性机遇。 　　改革IMS是全球经济平稳发展的客观要求。作为IMS改革的核心力量，中国需要顺应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担当起IMS改革的引领者和积极推进者。 　　引领和推进IMS改革需要更多发挥民间智库在独立研究和公共外交中的作用。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正在快速上升，然而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却是相对滞后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部门的研究存在目标短期化和部门倾向性特征；而大学的研究更偏重学术性和专业性；两类研究目前都无法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特征的顶层设计方案。基于国际政治、经济、金融环境的日益复杂和中国战略决策对全球影响的持续增强，中央政府的战略制定需要更多具有系统理论支撑和独立性的民间智库提供分析依据与决策参考。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的快速崛起及其对全球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