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商鞅边变法的再思考(下)-- 易春秋.docVIP

3.商鞅缔造了成熟完备的监督和制衡官权的——连坐制度????政治权力的运行，政策的执行都离不开各级的官吏，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不受约束的各级权力就会产生腐败——以权谋私，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先来看看变法者王安石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对策。????“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因此“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王安石。????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王安石虽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他提出来的办法却是发现更多廉洁奉公的人才，事实证明这是缘木求鱼，他的变法以失败告终。????王莽和张居正变法的失败与王安石类似，但貌似他俩却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也就压根没有提出过任何对策。????商鞅是怎么做的呢？????首先，商鞅提出：“当今治国者，依靠官多吏众，官吏之下又设辅佐和监察人员。设立辅佐和监察人员是为了禁止官员们谋私利，但辅佐和监察人员也想谋私利，那又如何禁止呢？因此依靠辅佐和监察人员治理国家只能是权宜之计。通晓治国之道的则不是这样，分开权势者的权力，使其擅权之道极其困难，当权势者的权力难以暗箱操作之时，即使像盗跖那样的恶人也不敢做坏事了。所以古代帝王极为重视权力的运作方式。”（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通数者不然也。别其势，难其道，故曰：其势难匿者，虽跖不为非焉。故先王贵势。《商君书?禁使》）????商鞅就这样在两千三百多年前提出了吏治的关键在于“分权（别势）”和“监督制衡（难道）”的理论。????商鞅又指出：“天下大治之国的法制，人们逃不出法令的罗网，如同眼睛看见的东西不可能逃出自己的内心。政治混乱之国则不然，只依靠官多吏众。官吏虽众，利益却一致，利益一致就不可能互相监督制衡。只有使人们彼此利益相反而危害也互相矛盾的连坐制度，才是古代君王治理国家的保证。所以好的法治，就是夫妻、朋友也不能互相包庇罪行，这并不会损害人们之间的亲情，因为是连坐制度使人们不可能互相帮忙掩盖。君王与官吏，也是事务相关而利益相反者。如果让马夫和马夫互相监督制衡势必不可行，因为他们事务相关而利益一致。假使马能说话，则马夫的恶行就不可能被掩盖了，因为马和马夫的利益是相矛盾的。在利益一致而又危害相同的情况下，就是父亲对儿子，君王对臣下也问不出真话来。官吏与官吏就是利益一致而危害也相同者，因此只有建立事务相关而利益相反的连坐制度，才是古代君王的第一要务，因为人们一旦欺骗了君王，就会处心积虑地去掩盖罪行。好人不可能每天增加，坏人也不会一天天减少，因此，并非依靠贤人智者的人治，而是运用连坐制度的法治才是好的治国之道。”（故治国之制，民不得避罪，如目不能以所见遁心。今乱国不然，恃多官众吏。吏虽众，同体一也。夫同体一者相不可。且夫利异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为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上与吏也，事合而利异者也。今夫驺、虞以相监，不可，事合而利同者也。若使马焉能言，则驺、虞无所逃其恶矣，利异也。利合而恶同者，父不能以问子，君不能以问臣。吏之与吏，利合而恶同也。夫事合而利异者，先王之所以为端也，民之蔽主，而不害于盖。贤者不能益，不肖者不能损，故遗贤去知，治之数也。《商君书?禁使》）????商鞅又这样在两千三百多年前完全否定了“人治”而树立起了法治的连坐制度的权威，实在是振聋发聩。????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也从理论上总结了连坐制度：?????“明君的国家，官员不敢枉法，吏属不敢谋取私利，用财物贿赂行不通，如此，国中万事就都能符合法度准则了。这样，臣下作奸犯科的必定会被察觉，察觉后必定严惩。所以有办法的君主，不寻求廉洁的官吏，而追寻必定能察觉臣下奸邪行为的制度。”（明主之国，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利，货赂不行，是境内之事尽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奸者必知，知者必诛。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也。《韩非子?八说》）????俗话说：“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成坏人” ，韩非的这段论述真是对王安石的最好回答。????韩非子进一步说明：????“治理得极好的国家，总是以禁止奸邪为根本任务。为何呢？因为禁止奸邪的法律是在洞悉了人情之下，而与国家治理紧密相关的。那么，要杜绝那些不易察觉的奸邪行为用什么方法呢？关键在于一定要使人们互相窥探彼此的隐情。那又如何使人们互相窥探呢？大概只有同里有罪连坐受罚了，因为凡禁令牵涉到自身的，从天理看来人们就不得不相互监视，唯恐自身受到牵连。使有作奸犯科之心的人不敢恣意妄为的，就是四下里众多盯着的眼睛。如此一来，人们自己就会小心谨慎而对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