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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公众参与过程的知识传递模型研究 张凌菲 摘要：公众参与制度初衷是降低规划方案与公众期望的偏差，但实际运行中公众对规划的质疑和抗拒仍普 遍存在，重要原因是部分诉求没有显性化传递，导致公众参与效率降低。通过将知识管理学嵌入城市规划 公众参与过程，构建“群化—外化—融合—内化”的SECI 知识传递模型将不同利益群体的隐性诉求知识显 性化，并在公众参与过程中促进各方知识在不同群体间的传播，使各方诉求被接受和内化到各自主体未来 的行为动机中，提升规划的认同度和实施性。并以成都市草堂路社中市民、开发商、政府三方的所传递知 识的在辨识金字塔中显隐维度进行实证分析，证实了三方的需求知识在横向内容层面和纵向显性化程度方 面存在错位偏差。 关键词：公众参与，知识传递，隐性知识，SECI模型 引言 近 20 年的实践过程中，公众参与制度一直背负着“积极肯定，艰难推行”的怪圈，几 乎所有规划文本都会加入公众参与的内容，但实际运行中的低效率、无序化、形式化的问题 仍普遍存在。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公众参与的沟通协调过程存在大量不对称信息，在公众向 政府和规划师传递的过程中被忽略、误导、歪曲或者混乱。由于没有建立准确的知识传递平 台，公众对规划的抗拒、政府对公众的敷衍、开发商对公共利益的漠视成为当下规划领域三 个主要参与主体的隔阂。 由于城市利益群体间的博弈是在复杂的情境中展开，既存在主观追求自身利益而采取隐 蔽手段转嫁成本的投机行动，也存在公众自身忽视重要意见导致公众参与低效力，因此往往 存在对重要诉求被有意或者无意地隐藏起来的现象，这在知识管理学中被称为隐性知识传 递。公众参与制度要想发挥沟通协调作用，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知识传递效率是关键。如何将 利益相关者隐性诉求在沟通过程中平稳显性化，促进参与沟通的利益群体达成可执行的共同 行动框架，是规划师作为利益协调者长久以来面临的问题。本文尝试将知识管理学嵌入城市 规划公众参与过程，构建显隐知识互转的知识传递模型将公众参与中不同利益群体的隐性诉 求显性化，并在公众参与过程中促进各方知识在不同群体间的传播，使各方诉求被接受和内 化到各自主体未来的行为动机中，提升规划的认同度和实施性。 1. 概念界定 1.1 公众参与内涵演进 最早对城市规划领域的公众参与的界定源于 1968 版《城乡规划法》中公众参与的补充 报告——凯斯夫顿报告。报告中认为公众参与是“公众和政府共同制定政策和议案的行为 [1]”，达维多夫的倡导性规划理论进一步提出，规划师的工作重心讲由方案编制转移到与民 权运动相结合的沟通与辩论协调角色，成为公众的“辩护律师”，对日后城市规划范式转变 产生重大影响。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批判规划理论（transactive planning）、辩论规划 理论（planning though debate）、谈话模式的规划（the discourse model of planning）、 协商规划（deliberative planning）等一系列沟通规划试图探索个体和群体间相互沟通过 程与公众参与实效性的内在关联， 形成了规划行业的“交往转型”（Communicative turn） [2]，而其中对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动机、行为组织驱动因素等分析涉及到不同群体间的知识 传递，为知识传递分析介入公众参与提供了可能性。 1.2 隐性知识 隐性知识最初由 Polanyi（1962）提出，他认为除去用书面文字或地图、数学公式来表 达的知识,即显性知识，而未被表述的知识，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是另一 种知识，称为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3]。Nonaka（1991）认为,很多情况下只能采用 隐喻、类比或者其它不需要正式的语言的方式来表达隐性知识,这种隐性知识高度个人化, [4] [5] 很难规范化也不易传递给他人 。在企业管理中，通过对跨国企业的知识传递方式 、企业 [6] [7] 隐性知识特征 、知识传递工具 等研究和应用，发现隐性知识的高效传递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