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因素在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三种表现形态——以许地山、无名氏和张承志作品为中心..docVIP

PAGE1 / NUMPAGES2 宗教因素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三种表现形态——以许地山、无名氏和张承志作品为中心.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宗教的影响似乎无处不在，这一点已为人所共识。可是，由于作家个体心性及各自所处历史境遇的不同，致使宗教因素在他们作品中的表现也显示出很大的不同。本文试图对许地山、无名氏和张承志这三位作家在作品里的宗教呈现进行比较，以期由此领会宗教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特征和命运。在我看来，这三位作家的宗教书写，分别代表了宗教因素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亦即三个浪漫质点：其中，许地山突出了宗教的“灵性”，他更多地把宗教作为文学作品的底色，从而其作品在整体上呈现出情趣和格调上的浪漫诗意；无名氏在写作中以建立一种包容一切宗教思想的“大宗教”为最终目标，张扬着宗教浪漫主义的“理念化”色彩和空想性质，并具有浪漫主义的诡异与神秘色彩；而张承志极端强调心目中宗教的精神高度，他试图以一种“清洁的精神”同他置身的世俗世界进行对抗，其充满悲慨与高亢色调的个人书写，既显示了中国现代宗教书写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勇猛开拓，又暗示着中国现代宗教书写和浪漫文学本身走向极致的危机。 　　一、诗意的灵性：宗教作为浪漫底色 　　在20年代的中国作家中，许地山无疑是别具一格的“这一个”。他的别具一格主要缘于作品中特有的奇诡色彩与浪漫情调，而这种奇诡色彩与浪漫情调又来自作家本人深厚的宗教背景。许地山20年代的大部分作品如《命命鸟》、《商人妇》、《缀网劳蛛》及散文集《空山灵雨》等，往往因一层或深或浅的宗教情境的铺设，而从整体上隐隐透出一股炫人眼目的蛊魅之气；还有那些青灯佛影里夹杂着的斑驳的南国风物和异域风情，更将这股蛊魅之气渲染得异常浓重，令人读后久久难以释怀。当研究者热衷于讨论：在许地山感兴趣的诸如佛教、基督教和道教等各类宗教中，他究竟受到何种宗教的影响更深时，其实一个更加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宗教在许地山的作品中被置于什么样的地位？———在他的文字里，宗教是密不透风地渗透、覆盖着全篇，还是像游丝一样若隐若现地出没于其间？或者更进一步说，对于许地山20年代的小说而言，宗教是不是必不可少的？它的渗入如何改变或塑造着许地山作品的构型、如何赋予了这些作品别致的浪漫品性？ 　　一般认为，宗教对于许地山作品的意义就体现在某种哲理甚至思想的渗透。这几乎成为一种定论，使得历来对许地山的阐释多从这一基本理路入手，越过作品的宗教设置去追寻其哲理性内涵。然而，细致的阅读和观察使我们有理由提出疑问：宗教提供给许地山的果真是一个哲理性“骨架”么？实际上，综观许地山20年代的作品，尽管多数作品染上了浓重的宗教色彩，但我们发现宗教带给作品的并非某种哲理，而更多地是一种意绪或情趣；宗教的运用在作者那里也许是有意识的，却被作者用来赋予了作品一层淡淡的充满灵性的底色。这里或许可以借用沈从文的一种说法：许地山能够把“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糅合在一起，毫不牵强地融成一片”。因此，倘若一定要从许地山的作品里剔出某种宗教哲理的成分，似乎有些勉为其难，毋宁说许地山将各类宗教对自身的陶冶都纳入了自己的文学思绪，并将这种宗教的影响渗入到作品中。我们以为，把宗教作为作品的底色而显露一丝别样的意趣，这正是许地山20年代作品中宗教浪漫品质的真蕴所在———而这，又多少与许地山本人的心性和气质有关。 　　正因为许地山对宗教的运用重在情趣和风韵，他才在《命命鸟》的结尾处，将男女主人公赴死的情景描绘得那样“美”。当我们读到这两段文字，除了沉浸于其所营构的美妙意境，谁愿意透过这层文字的薄幕，去寻索故事的结局或故事底下所谓宗教的底蕴呢？诚如茅盾评述说，“男女主人公的由宗教熏陶出来的‘理想主义’的行动，及其天真而单纯的对于缥缈虚无的乐园的虔信”，“都使这篇小说带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但或许，小说的浪漫色调并非仅仅来自于对宗教的痴迷与虔信，而更在于那种超然于现实之外的意境的设置。在许地山那里，文学的价值不在于汇入到某种时代的宏大叙事之中，而只在于表现一些个人的幽微意绪和平静的美感；在时代的喧嚣里，他要允许自己葆有一份与现实不尽相合的别样的灵性。许地山曾坦言：“只为有生以来几经淹溺在变乱底渊海中，愁苦的胸襟蕴怀着无尽情与无尽量，不得不写出来，教自己得着一点慰藉，同时也希望获得别人底同情”。这确乎是他本人关于写作的告白。 　　因此，毋宁说许地山的个人旨趣导致宗教在他的作品中，只是作为一层浪漫底色而出现的。由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的是，显而易见的宗教影响与文字的自由抒写，如何被调配成许地山作品的内在肌理？质言之，作家本人的宗教背景，如何被潜在地转换为其写作的浪漫取向？我们发现，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勾勒许地山作品的型构与宗教的关系：首先，在小说中，人物和背景因宗教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