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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来中国教育实验之发展变化 　炼石补天，反求诸己 　──六十年来中国教育实验之发展变化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雷　实 　六十年里，我们在探索什么？作为先行者的教育教学实验 　教育实验是有目的、有创造、有计划地检验理论假设，探寻规律，推进变革的研究性教育实践活动。教育实验是求真与求善的统一，其价值取向往往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教育追求和渴望，这种追求往往是多元的。从具备前瞻眼光的教育实验中，我们可以洞察出一个时代的教育发展水平，发现其永恒意义。教育实验方法论的变化研究，可以简要理解为对实验的思维方式、工作策略、成果评价的反思性探讨，是教育实验方式的再求真，求善方式的再求善。本文取若干教育实验为例，就60年来的教育实验价值取向与方法论的发展变化试作分析。 　一、教育实验价值取向：从“拨乱反正”到“以人为本” 　教育实验的价值取向，反映实验主持人对教育本质和教育培养目标的特有认识。实验者不仅要“说明教育”，而且是在按照自己的教育价值观“改造教育”。许多有着重大影响的教育实验，其主持人大都有着强烈的危机感，怀“兴利除弊、匡时济世”的初衷，行动起来颇有“炼石补天”的气概。 　教育实验的某些价值追求是永恒的，如教育要普及、教学要讲究效率等。教育实验的价值取向又会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的认识深入而不断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伴随着政治形势而演变。 　建国初，快速改变文化落后面貌是许多教育实验的全力追求。其时，影响最大的首推“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实验”。据粗略统计，“速成识字法”推广到全国后，帮助5000多万人摘掉了“文盲帽”。毛泽东曾称“祁建华是名副其实的识字专家”，刘少奇称“祁建华是继仓颉之后中国第二大文人”，陆定一甚至称“祁建华是中国的第二大圣人”。① 　1950年，教育部初等教育司组织了“小学五年一贯制课程改革实验”，此项实验于1953年停止，但是探索并未中断，不少学校认为五年可以完成小学学业，日后一直有“学制要缩短”的改革呼声，这也成为“文革”后“五·四学制”的实验依据。 　社会政治处于混乱封闭时，价值观扭曲，教育实验也随之遭殃。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损害了经济，也损害了教育，一些激烈的“教育革命实验”，大多成为历史的笑料。 　教育界里的实事求是者，总能在适当时机，亮出真见，开展实验。如1960年初，上海育才中学校长段力佩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教训，试验“学生自己读，自己议论”的教学方法。1963年，扩大实验范围后，总结出“紧扣教材、边讲边练、新旧联系、因材施教”的十六字教学经验。该实验注重发挥学生的积极性，提倡对话，已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和机械训练。这十六字表述通俗，好操作，完全没有当今一些教育口号所具有的“视听冲击力”。走过来的人大多明白，在那个“左比右好”的时代，能坚持课程的工具性，扎实地规范教学过程，提高教学质量，是何等不易。正是这些实验者，促进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 　“文革”十年，教育实验基本停滞。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间，广泛吸收东西方教育思想，价值多元，方法多样，中小学教育实验空前活跃，理论界一度称誉此阶段为现代中国的第二次教育高潮──而第一次教育实验高潮是指20世纪30年代的各种教育变革。 　回忆历史，有振奋，有唏嘘，对当代社会的和谐稳定，自然倍感珍惜。 　2．教育实验在“知识、能力、态度”。 　三个层次目标的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取舍上，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近30年来，这一价值取向的变化趋势比较明显。 　──重知识、重人才。拨乱反正，重提“知识就是力量”，将知识丰富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因此，教育实验也多重视“双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培养。 　──从“学会”到“会学”的转变。“未来的文盲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不会学习的人”；“授人以鱼，不若授人以渔”，这是强调“知识结果”不如“方法能力”。因此注重培养自学能力，提高教学效率的教育实验越来越多。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卢仲衡的“初中数学自学辅导实验”，辽宁省盘锦实验中学魏书生的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实验，江苏省常州市邱学华开展的小学数学尝试教学法实验，上海市青浦县教师进修学校顾泠沅主持的大面积提高中学数学教学质量的改革实验，等等。 　──对“非智力因素”的重视与提倡。不少教育实验设计者从受教育者的知识、情感、意志诸因素全面发展去考虑实验目标。江苏南通师范二附小李吉林主持的情境教学实验（后发展为情境教育），杭州大学教育系张定璋开展的“小学生三自（自我教育、自主学习、自理生活）能力培养实验”等，是这一价值取向的代表。 　──“素质教育”口号的提出，把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主动、活泼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讨论推向高潮。上海市第八中学开展的成功教育实验，湖北省武汉市粮道街中学开展的希望教育实验，关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