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这个时代，写作像在火场里绣花.docVIP

身处这个时代，写作像在火场里绣花——专访作家朱天心丁杨朱天心（摄影丁杨）《三十三年梦》，朱天心著，学林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66.00元????作家访谈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用这样细致的方式写京都，那就一次写足吧。写作的过程绝对很愉悦，好像神游。外面的时代变化这么急促，可是写作的时候还是要有文学该有的生长期，还是得耐下心来一字一字写出来，像在一火场里绣花。　　1979年5月，从未离开过台湾的作家朱天心同姐姐朱天文和好友仙枝到京都拜访她们的老师胡兰成。虽然错过那一年的樱花季，见闻这座千年古都的风物胜迹与市井民俗，与师长朝夕相处，还是给彼时二十一岁的朱天心留下深刻印象。以此为起点，随后三十多年里她一次次重访京都。京都对她来说已超越一座异国古城、旅行故地的意义，承载着她半生的生活、写作、情感记忆乃至更深层面的精神蜕变。　　从《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出版至今，朱天心已七年未有长篇小说问世。她有写作计划，始终找不到感觉，写了几万字推翻重来，关于京都的记忆却不期而至，就这样完成了《三十三年梦》。这是从叙事形式到文字内涵都个人化得近乎随性的文本，但作者所经历的时代是台湾社会发生剧变、文学艺术蓬勃纷繁的时期，加之她少年成名后成为华语文坛的重要作家，处在文学之气氤氲三代的家庭，她的书写某种程度上也是集体回忆的浓缩。三十三年梦，多少大时代下的事件发生，多少华语艺文界的重量级人物穿梭其间。　　前不久，好几年没回内地的朱天心和同为作家亦是书中共游京都主要人物的爱人唐诺来到北京，在“八十年代，我们的文学回忆——《三十三年梦》北京沙龙”上与作家阿城、李锐、蒋韵老友重逢，讲述各自心中的八十年代，畅叙彼此的人生、文学交集。沙龙举行之前的那个上午，朱天心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记者：此前看到您接受媒体采访提到有个长篇计划，在您这样的年纪，未来可能还会不断去京都吧，是什么因由觉得是时候写下这些回忆了？?　　朱天心：这有个大的背景，就是你刚刚说起的，我很想写一部长篇小说。题目还没那么具体，主题大概是写“我在场的台湾五十年”，从我小时候在客家庄外公家，认识世界、有自己的意见、有话要说，到从事写作，写这五十年的情景。试着写了两个大章节，失败了。犯了初学写作者才会犯的毛病，好比开始写，人物才登场，就把自己的话“塞到”他嘴里，他变成傀儡，变成一个木偶。　　我就想，何不把自己在京都、台湾几十年看到、想到、记得的一肚子话先写下来？就像打个包存放在寄物柜里，然后我才可以轻装简便地背着行囊，一瓶水、一支笔地开始写长篇。那样我就不急了，有些想说的话在这里都写出来了。除了写一次次去京都的经历，也难免写到这次去京都和那次去京都之间发生的或者自己在台北经历的事情。京都像是个舞台，我和同行的亲友在那里扮演我们的戏，可我对台下也有兴趣。????记者：这么多年一次次去京都，京都是您除了台北以外最熟悉的地方，这应该有胡兰成曾在那里的缘故，但也不止如此吧？?　　朱天心：去了这么多次，不光因为那里是京都。我其实更喜欢伦敦，要是伦敦像京都那样离台北近，飞过去只要两小时，机票又便宜，也许这本书里写的就是伦敦了（笑）。记得去京都跟胡老师看到那么多寺庙、山门，想着日本的屏风美学大概由此而来。看到黑色山门旁开满樱花，心里就在说，等到枫树红了要再来看看什么样子，下雪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样。就这样一去再去，会觉得京都简直“鬼影重重”，像是记忆的化石层。我后来去，会像见鬼了一样看到坐在婴儿车里的盟盟（记者注：朱天心的女儿谢海盟），低头哄她的唐诺，盛年时被我“拐去”那里旅行的父母，胡兰成老师穿着长袍的身影，还有我那时的朋友们。我的很多记忆存放在那个地方，每次去就像是重温记忆现场，回忆同时涌现。????记者：《三十三年梦》中对于那些京都之行的记述，很多细节、对话都具体而生动，甚至细化到出游的线路、交通工具的更换、一餐饭的食谱，您有写日记、记笔记的习惯吗？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会向其他同行的当事人求证吗？?　　朱天心：以前会写日记，如今连日记放在哪里都想不起来了。近十年的有些日记是找得到的，只记事情不记心情。我在写的时候，会刻意地避免去看那些日记，很任性地“迷信”——够重要的往事一定会记得，记不得的一定不重要。我放纵自己把这样的迷信当成一个回忆的过滤器。　　我没有在朋友们那里求得什么记忆，他们几位都号称白痴旅行法，尤其是大春（记者注：台湾作家张大春），去了两三次都是抱着孩子，方向都搞不清，还要我们带路。有一年，我们年初去京都看樱花，年底去东京看枫红，结果被他混得一塌糊涂。????记者：作家杨照在《说吧，追求“自由”的记忆！》一文中，针对您在这本书中的记忆书写，感慨记忆并非受人主观控制，“要记得虽难，要遗忘其实更难”，这也从某个角度验证了您对书写记忆的心态。?　　朱天心：是的。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用这样细致的方式写京都，那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