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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科学方法管好市场流动性 　　随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国内汇率体制改革的逐步到位以及互联网T+0货币市场基金的异常活跃，导致个别时点流动性紧张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面对化解流动性风险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商业银行及监管层须多方求解 　　去年以来，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紧张现象多次出现，引起社会各方广泛关注。虽然时下这一矛盾表现并不突出，但是如果不能对此给予高度警觉，妥善加以应对，那么问题迟早还会卷土重来，甚至对我国金融体系安全构成威胁。 　　导致个别时点流动性紧张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对于流动性概念的界定并不唯一。我们在这里讲的流动性问题，主要包含两个层次：其一是银行体系所处的宏观环境对其流动性的影响，其二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因为不能科学安排微观个体资产负债结构而遭遇困境。 　　从对流动性的上述理解出发，可以很快发现如今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趋紧与高额存款准备金比率有很大关系。按照《商业银行法》有关规定，我国银行存贷比应当控制在75%以下。随着人民银行2003年以来39次调整存款准备金比率，目前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变为20%，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变为16.5%。那么对于存贷比为75%的大型商业银行来说，即便手中全部资产都是贷款，最多也只有5%的超额准备金可以用于流动性需求。如果考虑到大型银行还可能持有不动产等贷款以外的资产，其流动性就更加有限。 　　与此同时，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国内汇率体制改革的逐步到位以及互联网T+0货币市场基金的异常活跃，都在对市场流动性产生紧缩效应。就国际宏观政策而言，美国正在缓步退出QE3，必然波及我国国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就人民币汇率改革而言，汇率水平浮动区间不断扩大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预期正在打破，通过结售汇进行套利的动机明显减弱，以致影响货币投放增速，甚至不排除逆转为货币回笼。就互联网T+0货币市场基金而言，沿着“个人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同业存款-非标资产-企业存款”链条，虽然一家银行减少的个人存款最终可能出现在其他银行的企业存款账户上，但是由于存款派生过程漏损变大（或者说货币乘数减小），银行体系各类存款加总数额也会随之下降，从而产生流动性趋紧效应。 　　此外，金融创新活跃必然增加流动性紧张的发生机率。从理财产品来看，由于保本型产品被当作普通存款管理，所以能够帮助银行在现行的存贷比管理制度下贷出更多资金。然而，保本型产品已经有对应的资金运用，而且还要向中央银行缴纳20%左右的存款准备金，这使得银行在没有实质增加现金流的情况下加剧了流动性紧张。从同业业务来看，在平衡风险与收益之后，如今银行并不青睐风险较低的同业拆借、存放同业、票据转贴、债券投资等业务，而是选择将大量资金投资非标资产（如信托受益权）“短借长贷”，期限错配问题较为突出。显而易见，化解流动性风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多方求解、各个击破。 　　不宜将法定存款准备金作为管理短期流动性的常备工具 　　放眼世界金融发展史，最初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产生只是为了保持资产流动性，加强银行体系清偿能力，防止连锁性倒闭发生。然而，与超额准备金不同，法定存款准备金工具并非调节短期流动性的利器。事实表明，世界上没有一家中央银行是根据市场流动性短期需求而频繁变动存款准备金比率，即使这么做了，流动性变化传递到金融市场也会有一个较长时滞，所谓“远水解不了（短期流动性）近渴”。以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瑞典为例，其金融机构并非没有短期流动性的后顾之虞，他们的央行之所以敢于大胆取消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且并不影响其最后贷款人职能的发挥，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存款准备金制度并不是化解短期流动性危机的灵丹妙药。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依然拥有与日常清算需要相匹配的资金（大致相当于我国的超额准备金以及库存现金等），以备流动性不时之需。更进一步说，高额、低息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实际上是对存款类金融机构的一种征税行为。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如今发达经济体纷纷减少甚至取消法定存款准备金工具运用，以减轻对存款类金融机构的资金束缚或税负。 　　对于我国来说，当前金融当局为法定存款准备金支付的利率只有1.62%，大约低于一年期基准存款利率1.6个百分点。假定存款余额以100万亿计算，且准备金比率为16.5%，这相当于我国银行体系每年都要产生2640亿元的额外成本，数量可谓惊人。在将利润最大化作为生存发展不二法则的今天，这必然迫使商业银行加大金融创新力度甚至采取冒险行为，将不纳入法定准备金范畴的每一分钱存款的效用发挥到极致，从而增加了短期流动性紧张的出现概率。由此可见，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恐怕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 　　当然，为了避免存款准备金比率降低之后流动性过度增加以及通胀，需要上调基准利率作为配合。针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