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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庄运动 PAGE \* MERGEFORMAT 新农庄运动 PAGE \* MERGEFORMAT 1 PAGE \* MERGEFORMAT 1新农庄运动在2005年创办多利农庄之前,“庄主”张同贵已经拥有了一项利润颇为丰厚的事业：多利川菜馆，当时在上海已经开了三十多家分店。和蔬菜供应商的接触中，张同贵被一个“真相”触动了：大多数菜农都有两块地，一块地里的产出主要卖给市场，另一块地自己吃间或送亲戚朋友。前一块地为了产量和卖相，会大量的使用化肥、农药和催生剂等，连种植户自己也不愿意食用；而后一块则相对清洁。事实上，自本世纪初以来，随着城市居民生活富足程度的提升，以及食品安全问题的频频曝光，公众对于那些打“环保、健康”概念的食品的热衷程度也与日俱增。在诸如沃尔玛、家乐福、乐购等这样的大卖场里，专门出售“有机蔬菜”的柜台开始蔚然成风，那些被用小包装塑封起来的蔬菜售价常常是普通蔬菜的数倍，但购买者仍趋之若鹜，愿意为之支付差价。“中欧世贸项目”联合“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COFCC）”共同发布的《中国的有机农业：现状与挑战》报告显示：1999年之前为中国有机生产发展初期，产品几乎尽数都通过有机贸易商出口到日本、欧盟及北美等地；及至 2006年，中国国内有机食品市场的销售额便达到了56亿元人民币，是当时出口值的2倍；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预估已经超过了100亿元人民币，且预计未来几年将保持超过30%的年增长率。“人们会越来越关注怎么吃得好，怎么吃得健康。”张同贵说。彼时正在中欧商学院进行EMBA学习的张同贵，也把自己的主攻方向锁定在了“都市农庄”上，并将一本厚厚的商业计划书当做了毕业论文。通过对发达国家有机食品市场的研究，张同贵发现，即便在香港、台湾和日本这些邻近市场，有机农产品的消耗量占整个农产品的比例一般是8%到10%，而在大陆，就连在上海这个最注重健康意识的城市，也还不到1%。“仅就蔬菜而言，整个上海市场的1%就意味着10亿的规模，如果可以做到5%呢？”农民出身、毕业于四川农大，同时又在餐饮行业里打拼张同贵，清楚其中蕴含的巨大市场机会。2005年，上海市政府出台了新政策：计划打造5到10个100公顷的蔬菜基地，并面向社会招标。于是，张同贵就把自己的EMBA毕业论文补充后拿去招标，并成功地获得了位于浦东新区大团镇上的一块1750亩土地的经营权。在聘请诸如温铁军这样的农业问题专家担任发展顾问，经过3个多月的策划与构思之后，张同贵为多利农庄确立了“有机种植加都市农业”的战略定位。农庄上路事实上，看到并试图抓住“有机食品”这个市场机会的人并非少数。根据中欧世贸项目的报告显示，仅在2006年底，国内获得有机食品认证（含转换期）的企业便已超过了2000家。虽然这一领域玩家众多，但大多数企业种植面积不过百亩，停留在小打小闹的阶段，缺乏较有规模的企业。在青云创投合伙人陈晓平看来，制约规模首当其冲的因素便是“没地、没钱”，而要发展对生产过程和生产环境要求颇为严格的有机农业，上游土地资源的集中利用便不可或缺。然而，在诸如北上广深这些常受蔬菜供应短缺之扰的一线城市，近郊土地资源本身相对稀缺，而且近郊蔬菜的生产一直被视为“关乎民生、稳定菜价和供应”的大问题，因此便面临着更多的关注和制约。“和政府政策的协同非常重要”，张同贵说。在他看来，多利农庄的起步很大程度上依赖上海市政府的“思维开放”。曾经有官员向他感叹，在欧美国家参观考察时，那里的农庄“很有看头”，而上海周边缺少一个“符合上海国际大都市形象，同时能反映中国农业水准的农庄”。在张同贵当时提交给政府的竞标方案里，提出了“强调高品质，打造强势品牌，培育特色品种”的“三品”经营理念，也与政府对该块土地的定位不谋而合。有了地，对于有机蔬菜生产而言，只不过意味着拿到了“入门证”，而要实现符合标准的持续产出，则还需要大把大把地“烧钱”。根据多利农庄总经理郭海的介绍，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食品法典委员会的规定的最高级别安全食品，“有机食品”目前需按联合国粮农组织CIF的统一标准认证，认证许可有效期为一年，需按年年检。有机食品的生产标准可被概括为“三无两改造”，即无化学农药，无化学肥料，无转基因，同时还要改造水以及改造土壤。也就是说，除了生产过程中的强制标准以外，种植区域的土壤和水域也必须达标。“要达到相关的标准，一般的土地则需要三到四年‘改良期’，其间没有任何产出，属纯投入期。”郭海说。仅水系改良一项，为达到有机农业的种植标准，多利农庄便投资了6000多万元来治理河道，解决水质问题，使其达到三级水质即居民饮用水的标准，用来灌溉蔬菜。而且还通过水务治理与外界形成20米宽的水道隔离带，以避免虫病交叉感染。而除了改良土壤所必须的设备和投入，多利农庄在上海浦东大团镇目前有1750亩菜地，以承包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