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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身份犯共同犯罪定罪争议问题探析 　　[摘 要]：在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了许多只有特殊身份的人才能单独构成的犯罪。《刑法》总则中也规定了共同犯罪，即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是共同犯罪。如果是相同身份者共同实施有身份之罪，这种情况属于一般的有身份共同犯罪，在理论和实务中并无异议。但是，以下情形却在理论及实务上争议很大：有身份者与无特定身份者相互配合共同实施《刑法》分则中规定只有特定身份的人才能实施的犯罪行为、不同身份者利用各自的职权进行共同犯罪。也就是说，这些情形下该如何对犯罪人定罪？如何使实施犯罪行为的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都受到刑罚的处罚？解决这些实践问题的理论根基又在哪里？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对相关身份犯的共同犯罪的定罪争议问题做出探析，即笔者将依据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与身份犯定罪的规定和刑法理论，结合大陆法系国家法学研究成果，对共同犯罪与身份犯定罪争议理论观点进行辨析。 　　[关键词]：共同犯罪；身份犯；定罪；争议 　　一、身份与共同犯罪概述 　　（一）身份 　　在《刑法》中，身份是指《刑法》所规定的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人身方面特定的资格、地位或状态。[1]例如：国家公务员、军人、在押犯、男女、亲属等。从不同的角度可具有法律律身份和事实身份、定罪身份和量刑身份、真正身份犯和非真正身份犯等分类。 　　（二）共同犯罪 　　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以共同犯罪参与者的地位、作用为标准分为主犯、从犯、协从犯、教唆犯，这种分类为法定分类；以参与者的分工不同分为实行犯、教唆犯、帮助犯。具体到身份犯的共同犯罪定罪问题上，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基于共同的犯罪故意实施犯罪行为、产生犯罪结果，可以说作为犯罪的主体，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对共同犯罪行为性质和结果都有影响力，并不能简单的认为身份人员的身份对共同犯罪的定性拥有优先决定权。那么关于有身份者参与共同犯罪具体应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定性？以下笔者针对各种身份犯的共同犯罪具体类型，对他人观点进行辨析并阐述个人主张。 　　二、有身份者教唆、帮助无身份者实施身份之罪 　　如李某为国家公务员，张某是他妻子。李某教唆张某收受他人财物。王某向李行贿，李告知其向张交付，张收受。此时，张某是否构成受贿罪的共犯？李某并未收受王某贿赂，李某是否构成受贿罪？对于第一个问题，刑法理论界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构成主体只能是具有特殊身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直接实施职务犯罪的实行行为。因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成为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公职犯罪的教唆犯。在本案中，由于实行行为是由非国家公务员实施的，两者均不构成受贿罪。另一种观点认为被教唆者由于教唆犯的教唆而实施犯罪行为时，按《刑法》总则关于教唆犯的规定对教唆者定罪处罚。对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不具备公职人员的身份，其行为如果构成一般犯罪的，以一般犯罪论。否则，不构成犯罪。第三种观点认为，在这种特殊的共同犯罪中，由于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教唆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了受贿罪的实行行为而具有了该罪名的主体身份。此时，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构成身份之罪。对于这种情况，意大利刑法第117条规定：“如果由于犯罪人的人身条件或身份或者由于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而对某些共同犯罪人改变罪名，其他人也对相同的犯罪负责。但是，如果这后一犯罪比较严重，对于不具备上述条件、身份或关系的人，法官可以减轻处罚。”依据该条规定，身份犯罪的共同犯罪成立，只是在处罚上法官对无身份者可以按法定量刑情节减轻处罚。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一方面忽视了实行行为在某些罪名中可转让性和可替代性。如强奸共同犯罪构成包括奸淫和暴力，而暴力行为完全可以由女子实施，女子完全可以承担强奸罪的部分实行行为。另一方面，它也忽视了教唆行为与实行行为内在的整体联系。第二种观点主张分别定罪，人为地割裂了共同犯罪的整体性。在共同犯罪中每个参与者的犯罪行为都共同指向同一目标，基于相同的故意造成共同的损害结果。该观点忽视了共同身份犯罪也是共同犯罪的一种。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实行行为是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来完成犯罪行为的，因而教唆行为和实行行为是以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为纽带组成一个整体。共同犯罪行为分别定罪很显然在理论上说不通。第三种观点存在致命的缺陷，它认为实施了某种身份行为就有了某种身份。首先，身份是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具有某种身份才能享有特别权利和履行特殊义务，而不是行使了特别的权利、履行了特殊义务就具有了某种身份，职务行为完全可以委托给非国家公务员实施，更何况是一种违法行为、违反特别义务的行为。其次，以上述强奸共同犯罪为例，不能说一女子将另一女子打晕帮助男子强奸，女子就变成男人了。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