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不合作西方恐最大输家.docVIP

再不合作，西方恐成最大输家西方为什么视中国为威胁？　　中国的崛起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虽然从历史上看，中国一再周期性的衰落和崛起，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次的崛起截然不同——不仅改变了中国自己，也由于存在着巨大的外溢效应，同样给世界以巨大影响。　　整体而言，西方一般把中国的崛起当作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发展中国国家往往更多地视为一种机会。　　众所周知，西方崛起五百年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导者和秩序制定者，主要基于三个支柱：一是对资本的垄断权，二是对工业品的垄断，三是对原材料的定价权。但是中国崛起之后，这三个支柱都受到严重冲击：中国的贷款能力超过世界银行；中国制造的工业品物美价廉，目前200多种工业品的产量中国均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对原材料的巨大需求，大大提高了相关生产国的议价权力。　　除了经济上的挑战之外，中国也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而政治模式就怕有可替代性。西方之所以在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中能够保持总体上的政治稳定，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其制度模式的唯一性和在世界上拥有的话语权。　　此外，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基础之上的。正如社会学家巴灵顿·摩尔所下的论断：“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然而，近几十年以来西方中产阶级日益萎缩。美国学者福山指出：1974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分有9%的GDP，而到2007年竟然达到23.5%。据《第三世界的美国》一书，今天的美国，每一个月就有十二万个家庭破产，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失业或者就业不足，中产阶级正在消亡。　　导致中产阶级日益消亡的一个原因是科技。和早期科技如纺织、煤炭、钢铁、内燃机等借助大规模雇佣方式而惠及广大人群不同，今天的科技发展更多地惠及精英群体，创造的财富失衡般地流向最有才能和受过最好教育的群体。也就是说，人类禀性的天然差异所导致的结果不平等在今天的科技发展特点下极大地扩大了。　　第二个因素就是全球化。随着交通与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发展中国家规模庞大的新劳动力得以充分参与国际竞争。发达国家本来由中产阶级承担的工作被大规模地转移到更为廉价的新兴国家中去。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三，仅就中美两国而言，双方存在结构上的矛盾。美国声称绝不做老二，要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而中国也绝不会甘居人后。这种竞争显然只有一个胜利者。　　中国崛起所造成的、针对西方社会的以上三点外溢效应是很难改变和管控的。　　最后，西方学界还有一个观点，认为它们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走向以借贷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和负债建立高福利社会的模式之后，其弊端日益显露，难以维系。正常情况下，西方早就应该进行改革。但由于中国的崛起，大量的低廉工业品涌向世界，同时中国赚取的外汇顺差又以国债的形式返回西方，从而使得这种模式在积累更大问题的代价之下而得以继续延续，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中国的崛起对西方而言是竞争大于合作、挑战大于机遇。但也同样是由于以上原因，相对于西方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崛起则无疑是巨大的机会。中国以不同于西方的模式成功发展，给它们以启迪和鼓励；中国提供的高效、不附加条件的资本更适合它们的需要；中国制造使它们享受到过去很难触及到的物美价廉的工业品；中国的需求极大地促进了它们的经济发展。就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崛起已经做到了共赢互利。　　东西方如何共赢？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崛起，确实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历史现象。不仅中国，整个世界包括西方也都需要共同探讨和面对。 　　2008年以前，中国和西方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共赢：中国制造降低了西方的生活成本，西方的进口也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用外汇盈余购买的国债也支撑了西方的消费能力。而在改革之初，中国得到了西方的资金和技术，西方则得到了新的市场和产业转移之地。但2008年以后，东西方的这种共赢已经不可持续，特别是中国的日益成功也早已超出经济的范畴。东西方需要重新寻找共赢之路。　　在今天的时空背景下，东西方未来的共赢需要两个前提。　　一是西方需要明确地认识到，中国的规模和特定的文化决定了不可能移植西方的制度模式，中国肯定会成功地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对这一点，西方除了接受别无他途。假如西方非要以它的制度模式向中国施压或者进行渗透，双方的冲突将不可避免。　　二是中国也需要以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的崛起和过去的日本、德国不同，不会试图挑战和推翻现行的国际秩序，中国的目标是参与和分享。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访问美国时，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表示宽阔的太平洋足够容纳中美两国。这既可以理解为中美两国可以在太平洋和平相处，也意味着美国要放弃它的太平洋霸权。新型大国关系表明：中国固然要遵守西方建立的国际秩序，同时也意味着西方要平等的接纳中国，与中国分享。　　但从目前看，西方显然